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 ”，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很多。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4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不抵抗，敌人冲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着死”，就跑。官员跑，军队跑，往辽西跑，在锦州再成立个辽宁省政府。眼瞅着日本人又奔锦州杀来了，再往关内跑。
不光跑，还要讲理。
张学良看准的这个讲理的地方，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即电话指示荣臻：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也钟情“国联”。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除了期待“国联”惩罚日本、伸张正义，张学良还有“全国抗战论”。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话与判断错误，似乎又对不上茬口了。
有人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放着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有人说不是电报是手谕，由其夫人于凤至保管，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西安事变捉放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只被软禁，而未杀头，是因为张学良掐捏着蒋介石的命门，害怕电报（手谕）公诸于世，就让人觉得江湖政治淹没了民族大义。
认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最重要的依据，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还有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发声：“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上级，自然只能是总司令蒋介石了。
进入1990年代，终于有了谜底。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立即回答：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唐德刚，张学良更是连说5个“不是”：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原来如此。
应为一言九鼎，无须再皓首穷经地“考古”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张学良给蒋介石平反，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怪异的力量，使得许多当事人健在几十年，因而也就并不复杂的也就是一句话的这样一个问题，60来年后才算得以明了？就像一盆浑水，竟然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沉淀澄清吗？
以国家、民族大义的立场、视角，是不是就简单、明了多了？
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忧虑，乃至恐惧、惊骇，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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