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的通知，为应对养老金压力，美国、加拿大等几个国家正在走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他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红利，可以填补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此外，郑秉文强调，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股市不好，就难以唤醒大家的积极性。
1、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制度，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6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2.4%。除了目前议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社保养老体系，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延迟退休条件的成熟是否已经成熟？
郑秉文：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国家收上来的费用，马上就支出去了，这是第一支柱里最流行的模式，现在主流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中国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有个人账户，但实际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总体来看，融资模式还是现收现付。这个制度本质上与发达国家的现收现付模式差不多，对所有国家形成的威胁也都一样。老龄化导致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寿命预期越来越长。而那些经济水平不太高的国家，例如非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劳动力依然年轻，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不生孩子、越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规律。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挑战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因为我们是“未富先老”。刚才说的一些应对举措，发达国家普遍在使用，比如降低替代率，提高缴费率，提高或者延长退休年龄，有的国家都已经是67岁退休，还是不行，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行不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是最年轻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年。本来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可调整起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可操作空间能有多大？在就业压力大、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事实上是越来越小。另外一个约束是延迟退休受一定的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岁退休。这个退休的生理极限对中国55岁的退休年龄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
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多已经实施67岁退休，但仍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四五个国家实施了，并且效果不错，就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所谓部分积累制，就是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最初诞生于1990年的美国，试行到现在效果不错。加拿大觉得这个模式很好，也在1997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比美国还激进，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美国还是保持传统的国债投资模式，加拿大则是激进的市场化模式，资产实行全球配置，并且加入了另类投资，所以收益率目前来看非常不错，加拿大的实践又推动了日本、韩国采取这个模式。我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本质是借助资本红利，填补了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现收现付模式依赖的就是人口红利，但如果青年人占比少，老年人占比多，人口红利没了，这个模式就没戏了。非洲国家目前就没这个问题，以前3个人养1个，现在4个人养1个，生的孩子越多越好。对于发达经济体，同时又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传统模式就不行了，所以新模式引发了很多关注。
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建立的资产型制度替代负债型制度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外部条件就是生物回报率越来越低了，生物收益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这个条件越来越具备了。以前出生率高，现在出生率低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了，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更低了，就使生物收益率越来越低。生物收益率降低后，就是建立资产型制度的好时机，资产的回报率、潜在回报率与生物收益率就会非常接近，一致起来，甚至高于生物回报率的时候，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就优于以前的负债型制度，发挥资本红利的优势，就要比以前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更明显。过去不具备发挥资本红利的条件，因为工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很高，这时如果想建成资产型的制度，回报率受约束，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越生物收益率，这个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投资者没有积极性，即使建立起来了，最终也会退回去，或形同虚设。现在，中国的时机逐渐到来。第二，决策层抓住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2019年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五大措施。第一大措施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主要是指金融形态的财富，而不是楼房或吃穿用等其他物理形态的财富，因为物理性财富的没法长期储存，更不能进行代际间的储存转换。所以，中央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导向，也是一种红利，可以转换成刚才说的制度红利，就是从人口红利型制度向资本红利型制度转变，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这几个转变在2019年出台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南，并且还设定了量化的目标：2022年完成制度搭建，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我领衔的一个课题，课题的名称是《2035年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与现实路径研究》。这几年我们要集中精力完成这个课题，这个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2、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很多资产都有不错的回报率，现在正在进入中低速时代，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很多项目可能不一定赚钱，以后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面临哪些问题？
郑秉文：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主要在证券市场，当然证券市场的基础资产和根本在一级市场，在经济发展的宏观面和基础面。但就二级证券市场来讲，首先市场应该要好起来，这两年确实不太好，有国际大背景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
最高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觉得确实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面临着威胁。所以，2023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来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下半年又三番五次提出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养老金融的概念，都是针对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我们要做资产型的制度，资产的规模越大，回报率如果越不好，福利损失就越大；要是资产规模越小，福利损失越小，要是没有资产，就没有损失，这是二者的悖论。
所以，一方面要做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储备，同时还要做好资本市场这个基础性制度，让资本市场在经济上能够成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养老金制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撑制度和投资场所。否则，第三支柱就要由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性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怠惰制度。如果资本市场不活跃，整天下跌，大家就会不交钱，交钱投资都是亏的，最终就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制度。2023年半年时间个人养老金就有4000万人参加，全年数据估计起码再增加一两千万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只是36个试点城市，要是全国都铺开了，一年估计得有八九千万。这么多人参加进来之后发现投资亏损，就会消极面对，这个制度就会处于怠惰的很低效状态。所以，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要唤醒这些人参加，唤醒参加的人去交钱，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好，就难以唤醒，没有积极性。
专家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的通知，为应对养老金压力，美国、加拿大等几个国家正在走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他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红利，可以填补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此外，郑秉文强调，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股市不好，就难以唤醒大家的积极性。
1、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制度，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6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2.4%。除了目前议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社保养老体系，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延迟退休条件的成熟是否已经成熟？
郑秉文：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国家收上来的费用，马上就支出去了，这是第一支柱里最流行的模式，现在主流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中国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有个人账户，但实际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总体来看，融资模式还是现收现付。这个制度本质上与发达国家的现收现付模式差不多，对所有国家形成的威胁也都一样。老龄化导致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寿命预期越来越长。而那些经济水平不太高的国家，例如非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劳动力依然年轻，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不生孩子、越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规律。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挑战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因为我们是“未富先老”。刚才说的一些应对举措，发达国家普遍在使用，比如降低替代率，提高缴费率，提高或者延长退休年龄，有的国家都已经是67岁退休，还是不行，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行不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是最年轻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年。本来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可调整起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可操作空间能有多大？在就业压力大、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事实上是越来越小。另外一个约束是延迟退休受一定的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岁退休。这个退休的生理极限对中国55岁的退休年龄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
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多已经实施67岁退休，但仍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四五个国家实施了，并且效果不错，就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所谓部分积累制，就是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最初诞生于1990年的美国，试行到现在效果不错。加拿大觉得这个模式很好，也在1997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比美国还激进，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美国还是保持传统的国债投资模式，加拿大则是激进的市场化模式，资产实行全球配置，并且加入了另类投资，所以收益率目前来看非常不错，加拿大的实践又推动了日本、韩国采取这个模式。我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本质是借助资本红利，填补了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现收现付模式依赖的就是人口红利，但如果青年人占比少，老年人占比多，人口红利没了，这个模式就没戏了。非洲国家目前就没这个问题，以前3个人养1个，现在4个人养1个，生的孩子越多越好。对于发达经济体，同时又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传统模式就不行了，所以新模式引发了很多关注。
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建立的资产型制度替代负债型制度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外部条件就是生物回报率越来越低了，生物收益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这个条件越来越具备了。以前出生率高，现在出生率低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了，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更低了，就使生物收益率越来越低。生物收益率降低后，就是建立资产型制度的好时机，资产的回报率、潜在回报率与生物收益率就会非常接近，一致起来，甚至高于生物回报率的时候，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就优于以前的负债型制度，发挥资本红利的优势，就要比以前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更明显。过去不具备发挥资本红利的条件，因为工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很高，这时如果想建成资产型的制度，回报率受约束，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越生物收益率，这个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投资者没有积极性，即使建立起来了，最终也会退回去，或形同虚设。现在，中国的时机逐渐到来。第二，决策层抓住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2019年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五大措施。第一大措施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主要是指金融形态的财富，而不是楼房或吃穿用等其他物理形态的财富，因为物理性财富的没法长期储存，更不能进行代际间的储存转换。所以，中央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导向，也是一种红利，可以转换成刚才说的制度红利，就是从人口红利型制度向资本红利型制度转变，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这几个转变在2019年出台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南，并且还设定了量化的目标：2022年完成制度搭建，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我领衔的一个课题，课题的名称是《2035年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与现实路径研究》。这几年我们要集中精力完成这个课题，这个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2、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很多资产都有不错的回报率，现在正在进入中低速时代，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很多项目可能不一定赚钱，以后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面临哪些问题？
郑秉文：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主要在证券市场，当然证券市场的基础资产和根本在一级市场，在经济发展的宏观面和基础面。但就二级证券市场来讲，首先市场应该要好起来，这两年确实不太好，有国际大背景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
最高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觉得确实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面临着威胁。所以，2023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来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下半年又三番五次提出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养老金融的概念，都是针对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我们要做资产型的制度，资产的规模越大，回报率如果越不好，福利损失就越大；要是资产规模越小，福利损失越小，要是没有资产，就没有损失，这是二者的悖论。
所以，一方面要做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储备，同时还要做好资本市场这个基础性制度，让资本市场在经济上能够成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养老金制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撑制度和投资场所。否则，第三支柱就要由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性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怠惰制度。如果资本市场不活跃，整天下跌，大家就会不交钱，交钱投资都是亏的，最终就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制度。2023年半年时间个人养老金就有4000万人参加，全年数据估计起码再增加一两千万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只是36个试点城市，要是全国都铺开了，一年估计得有八九千万。这么多人参加进来之后发现投资亏损，就会消极面对，这个制度就会处于怠惰的很低效状态。所以，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要唤醒这些人参加，唤醒参加的人去交钱，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好，就难以唤醒，没有积极性。
3、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郑秉文：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储存余额仅占GDP的12%-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60%）。还是那句话，老龄化、空巢化最大的威胁是这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所谓的财务可持续性，就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制度经过精算后，能够支撑多少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测算和预测。
如果进行预测的话，数据肯定差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养老基金储备水平很高，退休年龄很高，而我们正相反，人家是“两高”，我们是“两低”，怎么比较？想提高又很难，提高退休年龄这事已经提了很多年，我们比国际上低12岁，不可能一次性到位。但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立竿见影，可减少当期年龄组的退休人口，同时还可增加这个年龄组的缴费人口，一增一减效果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养老财富储备不够高，这个也很难提高，因为它跟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年的情况，告诉我们，不活跃的资本市场对它是有反作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设计得很好，但还得有配套性制度，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性制度。第“一高”延迟退休，需要全社会的气氛营造，还有国际大气候，2022年因为法国提高退休年龄失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国内也面临这个环境，比如资本市场的情况不理想，个人养老金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面对的大环境压力这么大，不利于制度落地，就会遭遇怠惰性。如何应对这种怠惰性，第一高、第二高都面临这个问题。
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最新数据显示，半年账户开立数超4000万人、总缴费金额200亿元，其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实际缴费人数仅为参加人数的31%；人均储存仅2022元，与1.2万元缴纳上限差距明显。怎么看过去一年的数据情况，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还有哪些难点，国际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郑秉文：最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国外的第三支柱业绩表现如何。正好这一两年国际上资本市场表现都不好，波动很大，所以总体来看国际上主要国家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也不好，甚至美国也都非常差。美国个人账户2021年是13.9万亿美元，2022年降到11.5万亿美元，缩水了2.4万亿美元，表现得非常不好。
国际市场对中国也有一些波及，我们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好国内市场也不太好，导致本来很活跃的参加人变得怠惰起来，所以数据不太理想。整体看，参保人数、开立账户的人数还算可以，但开户以后只有900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相对4000万开户者来说，只占比22%，也就是只有五分之一多的人交钱了。而且，交钱的人也都是象征性的，钱很少，或干脆把钱放在账户里不进行投资，都沉淀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好不容易投资的这些人还有相当一部分遭遇了亏损，收益也不行。
总体来说，从全球来看第三支柱的收益率都不如第二支柱，国内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估计也不会好于第二支柱。2023年全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出来以后可能会得到印证。所以，从经验和教训上来讲，投资收益率是第一个问题，弄好了是个很好的激励，弄不好就是个很大的负激励，导致大家积极性不高。
退休年龄最新规定2024
养老金调整方案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2019年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范围包括2018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总体调整水平大约为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调整办法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公平原则和激励机制。对于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整水平。要确保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当地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
实施和管理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措施，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宣传解读，正确引导舆论，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进行。具体实施方案应于2019年5月31日前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审批，并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执行。同时，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排，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新的拖欠。对于自行提高调整水平、突破调整政策、存在违规一次性补缴或提前退休行为的地区，将予以批评问责并扣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调整方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制定并组织实施。
2024年退休新规定对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重要影响。通过调整基本养老金的方式，旨在提高退休人员的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各地区应严格执行相关方案，确保养老金的及时发放，同时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和稳定。这一新规定将为退休人员提供更好的退休待遇，也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郑秉文：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储存余额仅占GDP的12%-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60%）。还是那句话，老龄化、空巢化最大的威胁是这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所谓的财务可持续性，就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制度经过精算后，能够支撑多少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测算和预测。
如果进行预测的话，数据肯定差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养老基金储备水平很高，退休年龄很高，而我们正相反，人家是“两高”，我们是“两低”，怎么比较？想提高又很难，提高退休年龄这事已经提了很多年，我们比国际上低12岁，不可能一次性到位。但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立竿见影，可减少当期年龄组的退休人口，同时还可增加这个年龄组的缴费人口，一增一减效果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养老财富储备不够高，这个也很难提高，因为它跟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年的情况，告诉我们，不活跃的资本市场对它是有反作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设计得很好，但还得有配套性制度，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性制度。第“一高”延迟退休，需要全社会的气氛营造，还有国际大气候，2022年因为法国提高退休年龄失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国内也面临这个环境，比如资本市场的情况不理想，个人养老金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面对的大环境压力这么大，不利于制度落地，就会遭遇怠惰性。如何应对这种怠惰性，第一高、第二高都面临这个问题。
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最新数据显示，半年账户开立数超4000万人、总缴费金额200亿元，其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实际缴费人数仅为参加人数的31%；人均储存仅2022元，与1.2万元缴纳上限差距明显。怎么看过去一年的数据情况，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还有哪些难点，国际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郑秉文：最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国外的第三支柱业绩表现如何。正好这一两年国际上资本市场表现都不好，波动很大，所以总体来看国际上主要国家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也不好，甚至美国也都非常差。美国个人账户2021年是13.9万亿美元，2022年降到11.5万亿美元，缩水了2.4万亿美元，表现得非常不好。
国际市场对中国也有一些波及，我们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好国内市场也不太好，导致本来很活跃的参加人变得怠惰起来，所以数据不太理想。整体看，参保人数、开立账户的人数还算可以，但开户以后只有900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相对4000万开户者来说，只占比22%，也就是只有五分之一多的人交钱了。而且，交钱的人也都是象征性的，钱很少，或干脆把钱放在账户里不进行投资，都沉淀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好不容易投资的这些人还有相当一部分遭遇了亏损，收益也不行。
总体来说，从全球来看第三支柱的收益率都不如第二支柱，国内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估计也不会好于第二支柱。2023年全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出来以后可能会得到印证。所以，从经验和教训上来讲，投资收益率是第一个问题，弄好了是个很好的激励，弄不好就是个很大的负激励，导致大家积极性不高。
退休年龄最新规定2024
养老金调整方案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2019年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范围包括2018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总体调整水平大约为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调整办法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公平原则和激励机制。对于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整水平。要确保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当地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
实施和管理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措施，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宣传解读，正确引导舆论，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进行。具体实施方案应于2019年5月31日前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审批，并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执行。同时，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排，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新的拖欠。对于自行提高调整水平、突破调整政策、存在违规一次性补缴或提前退休行为的地区，将予以批评问责并扣减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调整方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制定并组织实施。
2024年退休新规定对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重要影响。通过调整基本养老金的方式，旨在提高退休人员的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各地区应严格执行相关方案，确保养老金的及时发放，同时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和稳定。这一新规定将为退休人员提供更好的退休待遇，也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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