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这么多年,就做了两件事,生娃和离婚。”
周建坐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略显陈旧的house里,斜阳透过百叶窗,给原本并不明亮的客厅染了些许淡淡的光。周建点燃了一支烟,烟雾逐渐弥漫开来,他的脸在黄昏中越来越黯淡。
周建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不会移民加拿大。
如果当初没有移民,周建不会辞去月薪近4万的工作,不会生二胎,不会卖掉北京的房子,更重要的是,不会在30多岁时就离婚,也不会一步步从中产阶层滑落。
然而,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蓦然回首,一个个镜头从光影中渐次掠过,却再也回不到当初。
| 移民
移民那一年,周建31岁。尽管才30出头,周建已经早早地跻身中产阶层。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做医药销售经理,出国前最差的时候一个月也能赚4万元。
2006年,北京的房价还很便宜,周建和妻子先后买了两套房,一套位于市区,另一套位于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的旧宫。
周建坦言自己当时的自信心爆棚,弟弟缺钱时,经常一给就是上万,那时他绝对没想到,有朝一日需要弟弟来接济自己。周建和妻子偶尔也有摩擦,但互相忍让下就过去了。
然而,移民改变了一切。
为什么要移民?无非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更清洁的环境、更安全的食品以及更好的保障。如果还有别的原因,可能还出于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固有的好奇心。
2007年夏天,周建和妻子辞去工作,举家迁往加拿大。他们选择在多伦多落脚,因为“听说这里的工作机会比温哥华多”。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新移民都做出和周建相同的选择。
度过最初的新鲜劲儿之后,恼人的现实开始浮出水面:到哪去找工作?继续从事医药销售是不可能了,周建试图找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找了整整半年,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给他offer,无奈之下,周建去了一家搬家公司去卖体力。
但是,仅仅两个月,周建就不干了。当搬家工人很辛苦,却挣着当地10加元/小时左右的最低工资,一个月仅1600加元,按当时的汇率能换大约1万人民币。
一些从国内小城市来的新移民,因为移民前工资才3000、4000元,对打labour工的接受度较高。但对周建这样在国内每月挣4万的人来说,跨过这道心理门槛就难多了。
人生归零,周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被巨大的心理落差包围。他开始待在家里,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
| 离婚
周建想回国,但妻子坚决不同意,而且,孩子喜欢加拿大,也不愿回去。
时间在矛盾和犹豫中一点点流走了。对于周建而言,回国发展越来越像一场遥远的梦。
“回去,还怎么回去?原来的客户资源都丢了。”
周建的妻子,经过一年的培训后找到一份月薪3000多加元的专业工作,但这并没有让周建高兴起来,反而增添了他的苦闷。在国内,他比妻子挣得多得多,但出国后却要靠妻子赚钱养家,两人的位置完全倒了过来。
周建的话越来越少,和妻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即使妻子因为难以和他沟通而大吵大闹,他也不怎么说话。
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周建天天被绝望和痛苦折磨着,他无法再面对妻子,一次次要求离婚。妻子不想离,用眼泪,用各种办法试图挽留这段婚姻,双方都筋疲力尽。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是在2011年春天。4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周建眼中的加拿大没有一点色彩。
| 卖房
离婚后,周建回了趟北京,卖掉了市区的那套两居室,把钱换成加元汇给前妻。前妻用这笔钱在多伦多购置了一套公寓,带着大儿子住在那里,婚姻破碎的打击曾令她一度痛不欲生。
还剩下北京旧宫的房子,这是离婚后周建唯一的资产和仅有的家底。提到这套房子,周建落寞的神情掺杂了些许安慰:“房子挺大的,有130多平米”。
然而,周建对2012年做的一个决定后悔不已。
那一年,周建的抑郁症好了一些,他决定在多伦多做点事。考察了几个小生意后,他将目标瞄准在小型洗衣店。
为了给洗衣店筹措资金,周建别无他路,只能选择卖掉北京旧宫的房子。房子最终的出手价在每平米18000元左右,相比当初购买时的每平米5000多元,已经涨了不少。
将卖房所得的200多万人民币现金换成加元后,周建也考虑过在多伦多买个房子住。但横亘在他面前的现实很冷酷:如果买房子,就没钱开洗衣店;如果开洗衣店,就没钱买房子。
周建最终决定接手一家洗衣店。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这家洗衣店每月的纯利稳定在几千加元,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小儿子,却攒不下更多的钱去置业。
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近五年来多伦多的房价上涨了70%以上,但涨幅比起北京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周建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经过去年和今春的两轮狂飙后,他卖掉的北京旧宫的二手房,市价已接近55000元/平米,比他出售时翻了三倍。
“损失了500多万。”周建叹了口气。
这500多万人民币,如果按近期的汇率换算成加元,约合100万加元左右。这些钱,周建在加拿大要工作几十年才能攒够。
年逾不惑的周建,目前仍在多伦多租房住。他说,他在多伦多度过的每个冬天,都格外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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