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永不终结的浪漫——王佐良先生手迹展”在77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展，展品均由王佐良先生的孙女王星女士亲自严选：越洋的家书、谦虚的《自叙》、夫人徐序隽永的誊抄字迹、Typewriter打出的稿件……王佐良先生文学翻译、研究手迹首次公开。与此同时，王佐良先生的经典之作《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也于近日由三联书店再版。
王佐良1916年生于浙江上虞县，1922年就读于汉口宁波小学，1928年入武昌文华中学学习，193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语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云南昆明，即西南联大。在展出的手稿中他写道，自己从小就喜爱写作，中学时就向报刊投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武汉印象》等文章。大学时，他创作的诗歌又刊在《清华周刊》上。1946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
1946年秋，王佐良回到北平，任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秋，他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英国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1949年9月，他回到北平，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1995年在北京去世。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一代翻译大家，王佐良翩翩君子，温润如玉，外国文学研究和外语教育界尊称他为“王公”，两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又成立了以他命名的“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
王佐良最初的翻译尝试是在昆明读书时翻译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全稿翻译完成后还没来得及出版，便在日军的一次轰炸中毁掉了。这反而促使他开始翻译更多的作品。他一生中翻译了许多英语文学经典著作，如《美国短篇小说选》、《彭斯选集》、《苏格兰诗选》等，还有许多中文英译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雷雨》英文版。作为学者，王佐良出版过不少广为流传的学术著作，如《英国文学史》、《英诗的境界》、《英国散文的流变》、《论诗的翻译》等。他撰写的学术书籍全无论文式的枯燥，简单易懂，轻松通透，许多都深为读者所喜爱，如《英诗的境界》在1991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经历了数次加印和再版，成为文化类畅销书。在创作方面，在学生时期就写诗，并有英文诗发表，又有中篇小说《昆明居》为世人所知。
王佐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英语翻译人才，与许国璋、吴景荣曾被誉为新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他最广为流传的译作之一，可能是翻译培根随笔集中的《谈读书》一文，该文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语言精练优美传神，被广大读者视为最权威的版本，这次展览中也展出了他翻译修订《谈读书》的手迹。
王佐良为新中国英语教育和英语翻译所做出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做过回忆和论述。这次我们主要聊聊他和夫人的浪漫往事，以及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
手稿中藏着浪漫
展览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胶片底片，有王佐良先生在伦敦牛津大学读书时穿西装的照片，与夫人在西南联大时的合照等。王佐良与夫人徐序因自由恋爱而结合，照片上俊男美女，青春年少，颜值颇高。这些照片都是从王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旧居中找出的，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能瞬间感受那个年代的浪漫。
王星是王佐良的孙女，童年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他们的爱情足以写成一部不逊于当下任何一部爱情电视剧的故事。”王星说。她在整理他们的手稿、笔记时，发现了许多隐藏的小故事。比如一张翻译手稿中，正文的文字是蓝色圆珠笔所写，字里行间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红色圆珠笔删改的字迹。王星告诉大家，爷爷的英文字很好看，但中文字比较小而密，不如奶奶的字隽秀大方，他们就达成了“合作”，王佐良先生先写一遍，之后夫人徐序再誊写一遍。
在这些手稿中，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的一面。在与王佐良的交往中，徐序自学了俄语，也开始学习翻译。在手稿中我们能看到，有些是王佐良先生翻译，夫人做出译注，而另一些是夫人尝试翻译，之后王佐良先生修改。
王星上中学时，仍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恩爱。他们之间有种几十年来养成的特殊默契：奶奶很清楚爷爷在什么时间需要喝咖啡，什么时候需要吃水果；爷爷对奶奶似乎没有更多外在的表象表现出爱，但王星整理老照片时，发现爷爷作为一个“摄影发烧友”，拍了奶奶在各个时期的各种照片。虽然王佐良伉俪共育有五个子女，也为子女们拍摄了许多照片，但奶奶的照片在所有照片中能占到五分之二。在他一些信件的末尾也能看到，他出门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在讨论完严肃的学术问题后，每次都会向妻子报告平安并询问家人的情况。
王星眼中的爷爷并不是外界想象中那种一丝不苟的翻译家，而是个充满趣味的人，偶尔喜欢喝两口（酒），王星喝啤酒的习惯就是跟爷爷养成的，因为“爷爷从不觉得喝酒是个多大的事儿”。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王佐良住的还是老清华的旧式平房，冬天还靠烧煤炉取暖。问他怎么还住这种房子，他笑答，北外那边宿舍很紧，他老伴又在清华工作，老房子住惯了就凑合着住吧。在生活上满足于低标准的“凑合”，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却自视平凡的一种境界。
“当年西南联大最著名的外国文学四大才子，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周钰良先生，我们都是高山仰止。王佐良先生是非常儒雅的，穿着长大衣，戴着毛围脖，绅士范儿，这是修养和学识沉淀下来的，你学不来的。”曾在《读书》杂志担任编辑的吴彬回忆说。
我们在手稿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中看到的，除“浪漫”外，还有作为一名翻译家的严谨。王佐良先生喜欢诗歌，所以在英语文学中更多翻译的是英诗。在展出的《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手稿中，王佐良先生谈了他的心得，如“要了解原著，越透彻越好，而这是十分不易的”、“外文要学的更好，民族语文也要学好”、“要博一点，各方面的东西都了解一点”。在编译文章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辩证地看，文字“尽可能地顺，必要时直”，二是一切要依据原文，并提醒“与其老读理论，不如看看实际”。
英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布莱克、柯尔律治……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们的诗句如“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西风颂》）等更是广为流传，吟诵至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浩浩荡荡，将英国诗歌推向了鼎盛的黄金时代。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中为这一时代下了定义：这里不再是一二个作家独霸文坛的情景，而是从1786年（诗人彭斯《诗集》出版）起，到1824年（拜伦《唐璜》最后两章出版）稍后，大约四十年内，至少有八个重要诗人相继或同时在英伦三岛内写出了重要作品。这八位英国诗史上一流的大诗人是：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司各特、拜伦、雪莱、济慈。王佐良用26万字写了这八位诗人的作品与他们的时代，不仅仅是论文学，更是写一整个诗歌时代，写“一个新的诗歌局面”。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视野宏大，行文“清新、朴素，闪耀着才智，但又能透彻地说清事情和辨明道理”，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彰显了王佐良作为一代大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治学功底。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对象，深入浅出地探讨其兴起与发展，并对该思潮影响下的诗人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就像年轻人喜欢听摇滚音乐，中年后却更爱古典音乐一样，王佐良在青年时代不但不喜欢浪漫主义诗歌，甚至还有点“鄙夷”。那时他喜欢现代主义诗歌，他在序言中写到，“30年代后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一群文学青年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则有反感，我们甚至于相约不去上一位教授讲司各特的课”。为什么呢？他们觉得那些浪漫抒情诗写得平常，如同风格类似的中国新月派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等），由于“缺乏大的激情和新鲜的语言”而“不引起我们的尊重”。
后来回忆年少轻狂时，王佐良却谦称自己“七分是跟风，三分是无知”。现代主义消退后，浪漫主义反而更突显了它的经典。半个世纪后，王佐良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认为现代主义的“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也是王佐良的一大贡献。
提起浪漫，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爱情。但浪漫主义诗歌的浪漫，不单关乎个人情感，更多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平等的追求、对想象力的称颂、对旧制度的反抗、对新世界的向往。这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环境分不开：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已开始工业革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同时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给了彼岸的英国人以激浪式的震撼（如此后英国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这让英国诗坛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诗歌的风格更加尖锐、鲜明、波澜壮阔、变化剧烈，如王佐良所说，“如此决定性地结束一个时期，开展另一个时期，在英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王佐良以优美而活泼的文字写活了这些诗歌大家，他写开风气之先的苏格兰诗人彭斯“爱自由，爱农村姑娘，爱同他一起劳动的牲口”，分析他的诗在于将过去与当代结合，《两只狗》中对穷人与富人的描写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他仔细分析每个词语的意蕴与韵律，举个例子：在他看来，威廉·布莱克诗歌中的音乐性与想象力，尤其是他飞腾的想象力，譬如“不幸士兵的长叹/像鲜血流下了宫墙”（《弥尔顿》序）、“用瘟疫使婚车变成灵柩”（《伦敦》）都是在打破原有逻辑，将不同事物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绝妙的修辞，这七个词里有四个形象，前两个（blights,plagues：摧残，瘟疫）是互相支持的，而后两个（Marriage, hearse:婚礼，柩车）则是互相矛盾的，然而这正是诗人的用心所在：在那样一个少女必须卖淫才能过活的黑暗社会里，穷人家的新娘无幸福感可言，于是喜庆的婚车变成了运尸的柩车”。王佐良用这样字斟句酌、抽丝剥茧般的解析，告诉读者浪漫主义诗歌的真味在何处，哪怕是对诗歌不甚了解的人，也能获得品味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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