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大幕在全国范围内拉开。至今，“一村一名大学生”推行已有十年
这些年来，曾被寄予厚望的大学生村官在中国乡村境遇下与现实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6月29日，周五，北京市2018届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的前一天，张放、刘彤和同期的大学生村官们正开着他们在镇政府的最后一个会。
没有横幅，没有述职总结，甚至也没有煽情的话语……这场仅进行了20分钟的座谈会，最后以一张室内合影拉下了帷幕。至此，张放三年的大学生村官生活也划上了句号。
“可惜合影人不全。”张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今年期满的村官有10人，今天只到了8个。
刘彤还没做好离开的准备。“我不想走。”她在座谈会上说。
2017年开始，北京市实施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工作并轨，近年来已逐年下降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再度锐减。
不觉间，这已是“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的第十个年头。
村支书助理
张放服务的村子，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上午10点半，张放和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摇着扇子乘凉聊天的村民随意地打着招呼。村委办公室里，副书记正和一名村委商量着做一份绿化项目计划。一位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忙碌着。
“这是我们新招的文化员，是嫁到我们村的，刚生完孩子过来帮忙，也是大学生。”村支部副书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张放要走了，他走了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大学生村官来了。所以我们村只能自己招个年轻人，负责各种电脑工作。”
“我们特别不想让张放走。”村支部副书记说。
张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村两委成员的年纪基本都超过50岁，不太会用电脑，大学生村官主要负责村委会的日常工作，尤其是电脑操作、撰写材料等。
“虽然我们是在村服务，但具体工作大多是镇里派发的。很多工作需要在村里完成，再上交镇里。所以，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连接乡镇和村的桥梁。”张放说。
北京市大兴区的大学生村官王瑞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他们算是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的助理，但基本上村里有活他们也都会干，比如村里的换届选举、经济普查、人口普查等。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几乎都认为，虽然大学生村官什么“杂活”都会做，但是其实还是村里的“边缘人”。
张放说：“村*组织开会时，有时我也会弃权，因为缺乏对现实情况的了解。”
在王瑞雯的描述中，大学生村官更像是一份具体的岗位性工作，琐碎、繁杂，专业性不强，多年下来也相对更固定化了，镇里和村里已经比较习惯了。
“这和我当初报考大学生村官时所设想的很不同，当时我以为这份工作会更有挑战性，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成长和积累，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帮助会比较大。”王瑞雯说。
“新农村建设带头人”
2008年3月，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在全国范围内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意见》对选聘大学生村官有两点很明确：“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政干部后备人才，形成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政干部培养链”。
从此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全国推广。当时的计划是，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30岁以下应届和往届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被大多数*员和群众认可的，可通过推荐参加选举担任村*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
政策施行的第二年，据中国农业大学胡跃高教授发布的《2009年度大学生村官发展调研报告》，到2008年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就达到了13万人以上，分布在全国31个省份的1381个县，20%以上的村民委员会。其中有247个县已经实现村村有大学生村官，北京市则率先实现了3955个行政村每村有两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
“尽管新闻曾多次报道大学生村官当选村支书、大学生村官带领村子致富的事迹，但多数都是个案。”王瑞雯说，自己身边并没有这样的案例。
“我所在的村并不贫穷，北京的城市规划让这个村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它的未来发展都已经在规划建设之中。”王瑞雯认为，“我们大学生村官能发挥的作用很小，我们也没有被赋予权力可以真的做什么带领村民致富”。
张放所服务村的发展也没有如此顺利。村支部副书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现在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带动村里经济发展起来是个大事、难事。”这个村同样面临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村里的地都没人打理。
对于这样的现状，张放看在眼里，也束手无策。他是一名地质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专业所长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很难发挥作用。
副书记回忆说，基本没有过农业、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村官在这里服务过。
“关键是村里缺年轻人，缺人才。”这位副书记说，大学生村官大多也没什么资源，(在拉动经济上)帮不上什么忙。
法治周末记者查询的多份调研报告显示，大学生村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的原因很多被归结为“大学生村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不尽一致”。
中共北京市委*校讲师蔡杨曾做过一份“基于北京市百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结果显示，下派大学生专业分布以人文社科方面为主，人文、社会学科共占51%，而农林专业只占20%。“下派大学生专业分布不均衡，与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和农村建设各种专业技能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
这样的专业分布或许正与现实中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工作职能相互印证配合。
2009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文举教授主持的一项调研发现，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组织中的工作职能依次主要集中在日常行政事务，组织宣传，助理、公关，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管理工作方面。
其实“缺人才”的地方并不只有农村，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基层公务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乡镇也都比较缺人才，一些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多会被借调到镇里工作，提前进入公务员角色。
张放和吴明宇都曾在镇政府借调过一年。王瑞雯也曾被借调到镇里的法院帮忙。
合同期三年的大学生村官，一年被借调，一年要准备找工作，能够全身心为新农村建设的时间其实不多。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尽管《意见》明确禁止乡镇以上机关借调大学生村官，但在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村官被借调到乡镇*委、政府工作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个别地方，有些大学生村官在镇里一待就是两三年。
但张放坦言：“其实对我们来说，未来求职最有用的经历，还是在镇*政办公室被借调的这一年。这一年我学会了许多实践可用的技能，比如公文写作、*建工作、怎么处理信访问题等。”
基层的历炼
三年的合同期满，吴明宇收获了一个区公务员的职位和清华大学在职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任村官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因此特别想继续学习，对这些问题做系统性思考。考研时清华大学的老师也很看重我村官的经历。”
“短暂的大学生村官经历，让我大概了解了农村的运行状态，基层工作是什么样子，了解了以后面临同样的工作该怎么做。”张放说，“而且，我还感触到，很多政策在基层并不一定能很顺利地落实，只有在基层有实实在在的工作经历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更适合落地的政策。”
张放也在村工作的实践中发现，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的办法、思路，在农村工作中不一定实用。
吴明宇常和村干部一起走进村民家里了解情况，这些经历让吴明宇改变了以往的沟通习惯，变得更加细致、有耐心。
“其实村民人都很好，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也会很感激你的帮助，也挺乐于聊天的。我会多听他们的意见，也会把他们的意见和情况反映给村委会。”吴明宇说。
尽管收获不少，但这样一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却不足以让吴明宇、王瑞雯、张放和大多数的大学生村官留下来。
不过，大学生村官也并非想留就能留。张放了解到，从2016年合同到期的那届起，大学生村官的续聘政策就收紧了，只有任村两委的大学生村官才可以续聘，2017年后就更加严格。
作为在本镇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村官，三年的服务期满后，刘彤想继续留在镇上或村里工作，却发现没有想象中容易。尽管有专门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定向招录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刘彤仍然觉得很难。她的工作至今还没有着落，前几天她参加了镇社保所的考试，目前仍在等消息。
拿着6月29日在镇政府领到的绿色封皮的“三支一扶”证书，看着里面所写的服务期满考核等次为“优秀”，刘彤叹了口气：“干好干坏也没什么差别，得了优秀，考不上公务员也没用呀。”
刘彤的母亲是本镇另一个村的村支部副书记，她的母亲很希望她能留在镇上，不过是以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身份。
其实，大部分大学生村官在期满之后都考取了公务员、事业编制、国企或其他体制内的工作。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来说，村官的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或者说是“缓冲”。
即使对于想扎根于乡村的刘彤来说，她的母亲最初也为她定了“大学生村官三年，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生孩子，第三年考公务员”的计划，尽管这本身可能是一句戏言。
也不乏有人仅做了一年村官，就考上公务员离任。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一位山东菏泽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刚到村里就不堪忍受村里艰苦的环境，很快便考上公务员离开了。
而北京的大学生村官还有一大吸引力，外地生源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来自山东的张放、吴明宇和王瑞雯都在任职的第三年拿到了所服务区县的户口。他们也都在合同期满前顺利地考取了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工作。
事实上，到了第三年，镇里和村里也都知道大学生村官们都要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准备再找工作，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给他们安排太繁重的工作。
尽管考上了北京市的一个事业编岗位，王瑞雯还是有些遗憾。“我本想试试找体制外的工作，但后来发现，三年的村官经历，似乎在应聘私企或外企时不具备太大的竞争力。我无法想象去私企工作能做什么，感觉自己还像一张白纸。”王瑞雯说。
“当然，大学生村官还是给了我们进入体制内的优势，我们更加了解基层工作，在处理应对一些基层情况时可以注意到更多的细节。”王瑞雯说。
乡村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不一样了
在王瑞雯看来，去年北京市新实施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制度是很好的，三年合同期满，可以直接成为公务员。而且在村任职期间也执行公务员薪酬福利待遇。
2017年开始，北京市实施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工作并轨，每年选调400名左右应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新选调人员统一称为“大学生村官(选调生)”。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政策解读：“各高校择优推荐应届高校毕业生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报考选调生职位，经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环节确定为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安排到我市农村任大学生村官，3年合同期满且考核合格后，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同时，不再开设大学生村官其他来源渠道。”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解决大学生村官‘骑驴找马’的窘境，把村官工作当成‘过渡’的问题，会更加踏实地对待村官工作。而且，我注意到大学生村官(选调生)也会面临被辞退和考核不合格所带来的后果。”张放说，“考上了大学生村官(选调生)，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的相关政策实行后，2017年，新任的北京市的大学生村官仅有400人。“大兴区仅分到了约30人，而我所在的镇也只分到了4人，我们镇有接近60个村。这些村官基本上都会留在镇里。”王瑞雯说。
“我们这届走了之后，村里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大学生村官了。”王瑞雯说。
北京市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始于2006年，当时北京市政府提出“村村有大学生”计划，准备在3年内向北京农村输送8000名大学生。
从2011年起，北京市的大学生村官数目开始逐年递减，近5年尤为明显，从2014年的2300人，到2015年的1500人，2016年的800人，再到2017年的400人，2018年的300人。
张放所服务村的村*委副书记说，张放是村里的第7任大学生村官。他服务期满后，这个村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分配大学生村官。
刘彤不想离开村里，村两委和村民也不舍得她离开。“我们这批村官走了之后，以后可能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村官了。”刘彤说，“他们都叫我‘末代皇帝’。”
在离职之前，张放与村文化员进行了工作交接，他把此前做过的公文、报表保存成样板格式。“以后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直接联系我就好。”张放对副书记说。
和张放一样，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所有此次服务期满的村官们都做了同样的安排。
王瑞雯说，也有一些40多岁的村委，他们是会用电脑的；村里也在选一些年轻人来承担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
“或许，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乡村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需求不一样了。”王瑞雯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有大学生村官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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