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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
“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约会的过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好像没什么两样，你向一个女孩子要她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酒吧请她喝一杯，或者请她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吧，不是吗？但是对中国国家队队员来说，就不一样啦，就像NBA球员，他们是中国的明星，女孩子都在等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提出邀请。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对一些NBA球员来说，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找个更好的，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但是我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左腕上戴了一个红绳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这个结的故事，除了说它是我女朋友叶莉送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论到叶莉，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一点私生活，也不想透露她的隐私。但是我怕拒绝谈论红绳结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猜测和兴趣。所以现在我想说一些我们的事情，希望这样能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悉尼奥运会
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大约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上海最高建筑———金茂大厦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
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
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刮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
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 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 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孩子，但是叶莉一个对我来说足够了。比尔·沃顿也曾和我谈论过女孩子。沃顿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每次科林总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翻译，我不能确定他说了些什么。”一次，他问我是否在美国找过一些女孩子，比如说舞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当时章明基和约翰·海逊格都站在旁边，因此我不管说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于是我用英文告诉他：“是的，我找过，但是她们都说想要的是你。”
我说过，我有机会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去NBA。但是还记得我也说过我相信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达到目标。我发现现在我可能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不仅仅是在NBA打球，这个更大的目标还包括叶莉。生活不只是篮球。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两到三个月。既然我为了约她出来等了那么久，我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尤其是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后。能和叶莉多相处一年真是一种天赐礼物。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能够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关于中国以及她球队发生的事情，这样生活对我来说容易多了。所以一切进展得都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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