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分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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