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忽然心血来潮，问大臣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一时问住了赵普。皇帝并不罢休，又追问下来。赵普想了想说：“道理最大。”这话有些风险，为什么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呢？如果，宋太祖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事情麻烦就大了。好在这位皇帝还懂道理，便连连称善，夸赵普答得好。
这段问答作为趣事，被人记录了下来，至今读来也倒颇有启发。
想想看，世上万事万物，充斥其间的，不过一个“理”字。天有天理，地有地理，物有物理，道有道理，法有法理，事有事理，情有情理;正如俗话所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基于此，人们在做人办事方面，都要以“理”为准。教育孩子，从小要知书达理，懂理讲理;一生要走理路，办事要合情合理;占住理，要敢据理力争;但要有理有节，不能太认死理，更不能得理不饶人。如果，自己办错事亏理，就别强词夺理，蛮不讲理，尤其不能无理搅三分，说一些歪理。
你看，人这一生，何时离得开一个“理”字。
“理”究为何物，重要若此？细想一下，这“理”字就是事物的规律，人类的共识。即所谓的普世价值。古人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这一源，就是人心。所以，人们总说“天理良心”。天理发自人心。作恶多端便是伤天害理，人神共怒。我家乡人有句口头语：“将心比，都一理”。又由此推导出另一句话：“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酒后驾车，伤了人，还讲很多歪理，替自己辩解;想一想，要是别人酒后驾车伤了你，或你的家人，你会做何感想。现代流行语这叫“换位思考”。之所以可以换位，就是因为“将心比，都一理”。
天下既然有一“理”字，就得讲“理”;一旦发生争执，就得有个说理的人和说理的地方。过去民间说理，如是家族村舍内部，常常是请一位长者来评理。因为，长者德高望重能一碗水端平，会以理服人。至于家庭内部，就得去找娘舅，娘舅亲如老娘，比如弟兄分家，他会手心手背都是肉，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上海至今把调解员仍称之为“老娘舅”。以其公道亲切。
但是，真正要说讲理的地方，还应是各级政权机构，终极的地方当然是各司法机构。要说理，找政府。要评判，找法院。
事情常常又并非那么简单。所谓政府，也是由一群公务员组成。权与理并非完全一致，办事也常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近期因为旧房拆迁就有不少地方弄出乱子。即便是法院，也有执法不严，或不能秉公执法，以权代法，有时也还有个别贪赃枉法之徒，弄出些冤案、错案。好在如今开始讲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律不断完善，冤、假、错案最终都能更正。但即便如此，也常常会引起一些民怨，影响了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
普通老百姓，过日子有钱没钱，总求个顺心顺气。碰上不讲理的人，不讲理的事，又没个讲理的地方，就难免也会办出些不合道理的事，影响社会安定。
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乡下妇女，因为丈夫被村长打了，就层层上访，要寻一个“说法”。“说法”就是“道理”;为什么领导干部要仗势欺人？为什么还“官官相护”？她不信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秋菊之所以要打官司，是怀着对政权、政府、司法的信任。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百姓怕官，不信任官府，流传下来的话就是：“民不和官斗”;“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表面看百姓都是顺民，其实，内心里压抑了许多愤懑;一旦有事成了导火线，便会爆发成动乱。
敢找地方说理，有时敢找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好事。法律是理与非理的一个评判标准。法官就是是与非的评判官。如不依理办事，难免给百姓制造磨难。
小时候，我的邻村有一个爱打官司，爱告状的妇女，成了远近闻名的“名人”。但说起来，大家语气中又多有不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官司模子”。人们总能看见她奔波在家乡和县城的道路上。她有个女儿，竟然是在公路边的厕所里降生的。那妇女坚强，自己用牙咬断脐带，脱件衣衫，裹了孩子，走回家去。以后，人们又看见她抱着孩子、拉着孩子一年年奔走在去县城的道路上。我不知道她这样坚持到底为的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年如此，竟没有一个结果。但推想，应该是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她坚信“有理走遍天下”，非要找出个道理不可。后来，听说官司被调解结束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妇人，已是满头白发，形容憔悴，几乎失了人形。
如今流行一个词叫“和谐”。我以为，和谐的最基本条件，就是人们办事要“讲理”，政权机关尤其要事事办在“理”上，要让老百姓口服心服，心平气顺才是。
世间何物最大？还是赵普说的对：道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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