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江西吉州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这些年来，翻案风盛行，史有定论的善恶忠奸常常被一些学者的所谓研究推翻，再加上媒体大肆宣扬，经常出现黑白颠倒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有学者提出，在宋元易代之际，文天祥和谢枋得实际上都不是出于对民族的忠诚，而是对宋朝皇恩的报答，所以才一个慷慨赴死，一个隐居不出。甚至还从文天祥在幽囚之中所写的诗里找出种种证据，以证明文天祥并不想死，而是存有幻想的。他的一个理由是，文天祥多次自杀，却都未死，只能说明他不是真想死。所以，文天祥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是因为现代人根据自己的民族主义想象重新解释出来的。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天祥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文天祥多次自杀未成，是否意味着文天祥其实是不想死的？
先来看第二个问题。
直到组织义军入京勤王之前，文天祥的官阶并不高。但在蒙元军队大举进犯之时，各地官员纷纷首鼠两端，作壁上观，只有文天祥与张世杰分别组织义军赶到了京城临安一带，协助防御。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元军已经迫近临安，原来的左右丞相先后逃走，虽然朝廷决议投降，也没有够资格的大臣出城负责和谈，所以文天祥才被任命为丞相，这显然是为了谈判的方便。他到元军军营后即被扣留，一直投降完成后，他才在被解往大都时中途找到机会逃走，一路经历各种艰难险阻，最后赶到福建，追上继立的朝廷，继续担任丞相。当时逃亡中的小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正规军队，文天祥又奉命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召集义军。义军组织起来后，初期颇为顺利，从广东梅州一带出发，恢复了赣南，声势不小，但很快元军就开始组织大规模进攻，文天祥兵败被俘。他先被押往广州，再转送大都，先后被关押了三年多，元世祖忽必烈派过许多人前去劝降，甚至连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被派去了，又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却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慷慨赴死。
可以说，文天祥的一生中，最精彩也最为史书和后人所称道的，正是他从起兵勤王到最终从容就义这段时间，前后只有七年。但这七年间，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在别人都观望不前的时候，他明知靠毫无训练的义军根本无力回天，却依然坚决赶赴京城做最后的努力;被俘后又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成功脱身，重新回到小朝廷，并组织起了抗元义军;再次被俘后坚拒不降，最终以身殉国。虽然没有成功，但节义双全，足为后世师。
由于之前的传奇经历，文天祥在当时被视为抗元的旗帜性人物。元军在把他从广州押往大都时，沿途需要经过广东、江西等地，各地都有传言说，有义军要解救文天祥，甚至有人以救他的名义联络各地义军，坚持抗元斗争。所以，元军高度紧张，押解过程中始终是高度戒备的。也正是因为文天祥在南方原南宋统治区域的崇高声望，深通汉族文化的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只有让文天祥投降，才能让各地老百姓彻底认识到，对抗元活动完全死心。文天祥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很清楚，他在监狱里坚拒不降，就是对各地抗元活动的支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斗争形式——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同样不倡导被俘的指战员自杀，而是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著名的秦基伟将军就曾在西路军兵败后被俘。
相比于自杀这种一了百了的方式，在监狱里坚持斗争，需要面对前来劝降的各种人等和威逼利诱，又要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其难度要比自杀更大，也更折磨人，当然也就更需要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活着比自杀更难，他活下去的意志的坚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得到的各种消息。只要他知道外面还有人在坚持斗争，他就会坚决活下去，如果他很长时间听不到外界的消息，在监狱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情绪上可能会转向低沉，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种斗争不可能总是凛然大义，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与敌人周旋。
忽必烈一直对文天祥十分重视，所以经常派人去劝降的同时，也经常关照要主意保护他的安全，既不要让人劫走，也不要在监狱里突然死亡。总的来说，在最后下决心杀掉文天祥之前，忽必烈对他都还不错。也正因此，文天祥对忽必烈的劝降的拒绝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委婉、礼貌。而这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了意志不坚定，思想动摇。
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即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确实，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文化中国”的观念，“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种族。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一般基于“忠臣不事二主”这样的道德信条，所以，不光文天祥不肯降元，即使在更早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政权是汉族政权，也同样有守节不仕的例子。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汉族士大夫为他们的君王尽心竭力，在两宋时期，北方的辽和金也吸收了大量汉族士大夫，蒙元也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们的效忠对象既是君主，也是国家。君主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效忠国家就要效忠君主，效忠君主就是效忠国家。而当君主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时，臣子就只能选择继续效忠于国家。所以，即使忽必烈派已经投降的南宋恭帝前去劝降，文天祥也没有投降。
但即使今天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英雄，也并非狭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不单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留给人们的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对国家的这份忠诚。这种忠诚，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可以被理解为对君主的忠诚，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被视为民族英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朝所修的《宋史》也并未因为文天祥不投降而贬低他，反而对他的这种精神大加褒扬，“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年来以“寻求历史真相”为名为历史上的奸佞翻案、对忠臣义士百般诋毁蔚为大观，而这种风气背后，难道没有隐藏着某种政治目的？如果说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中国人的历史叙述中队文天祥这样的人进行了政治化的解释，那么今天的解构难道不是政治化的？古人常说，研究历史需要史识和史德。今天这种解构类似岳飞和文天祥这样已经被人们当作道德楷模膜拜了近千年的英雄人物，正是没有史识和史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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