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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帝国“钱荒” 袁世凯一连串的救市妙招

风云人物  2020-11-28 08:240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刚当上疆臣领袖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一场大规模的“钱荒”,席卷了京津地区。

因为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京津地区的主币,使用的是所谓的“银钱票”——钱庄在没有准备金基础上任意出具的票据;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

市场一片混乱,“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1902年,43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疆臣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首要敌人,已不是扛着梭标大刀的义和团,也不是扛着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而是“钱荒”。

畸形的“手”

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于19世纪末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银钱帖”的泛滥,是大清国混乱的金融货币体制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便推出了所谓的“铜元”——铜币上标注了币值,但那币值远远高于铸币所需的铜的价值,这在晚清剩余的10年内,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导火线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下,发行“银钱帖”的准备金,并无强制要求,完全靠发行者自行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常常造成票据的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钱荒”,史称“贴水风潮”。

钱庄滥发票据,除了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种中国特色的“非常规”应对。

天津华资所开的钱庄,大多数的资本金不足1万两(约相当于如今200万元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型企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有大银行,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之外,还有不少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两相比较,钱庄毫无优势,不惜竭泽而渔也就成了不少从业者的选择。

天津钱庄超额滥发的票据,在1900~1901年的大动乱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拳匪尚未肇乱以前,约计各华钱行所开钱票有2000万两之多。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增至3000万两。”短短两年,票据发行猛增50%,中国商人竭泽而渔、没有底线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现。因为没有确切的天津市场存银的数据,后人难以核对票据总额与现银的差额,但3000万两的数额,已经与当年从日本人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额相等。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上海之鉴

在天津“贴水”风潮爆发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并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与“贴水”,本质上都是银根紧缩、票据信用崩溃的产物。“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原因也是“钱荒”,钱庄用这种超常规方式吸收存款。显然,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的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

“合会”(或钱会、摇会、标会),本是大清民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盛行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由亲戚朋友乡邻组成,召集人称为“会首”,参与者称为“会脚”,订立会规、会期、会额以及会款,定期交纳会款,集腋成裘,作为投资放贷的款项,会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轮收、拈阄摇彩、投标、抽签等),将这笔款项放给“会脚”们使用,按照会规收取利息。这种“合会”,传到上海后变成了赌徒们“金融互助”的赌博工具。

“贴票”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协和钱庄”率先推出后,立即被业内广泛模仿,不到10年的工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钱庄都做贴票生意,甚至专营贴票生意。而钱庄之间为了争夺储户,不断抬高贴票利率,最高的达到月贴20%——存入80两,一个月内可取回100两。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少人将毕生的积蓄都投入到了钱庄换取贴票。

随着贴票规模日益壮大和成本急剧攀升,泡沫终于在1897年11月破灭。许多钱庄因到期无法兑付现金,开始大量退票,引发市场恐慌,1个月内居然造成了几十家钱庄倒闭,媒体报道说,涉案的“贴票”金额“约有洋圆百数十万之多,甚言有二百余万者”。

伴随着这场贴票风潮的,是不少钱庄老板要么“跑路”、要么自杀,引发了无数的经济纠纷和暴力冲突,整个上海被贴票搅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师们生意爆棚。

大清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不会汲取教训。上海“贴票风潮”,居然在5年后几乎被复制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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