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并获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常为之播扬延誉，数年后，苏轼又于制科考试优入三等，文名一时冠绝天下。入仕之初，苏轼任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到任后不久，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平日受人恭维惯了，苏轼不免也有些飘飘然，坦然受之。
知府陈希亮某日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令苏轼很下不来台。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同时，苏轼因自己不受上司的赏识而觉得十分痛苦，自感怀才不遇，仕途渺茫。他在诗中写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与憋屈，以及对弟弟和家乡的思念之情。
后来，知府陈希亮在凤翔境内建了一座凌虚台，让苏轼撰文以纪其盛，心高气傲的苏轼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遂将对陈希亮的种种不满，全部写入到《凌虚台记》中，以为陈希亮又会像以往那样，对文章进行大肆修改。没想到陈希亮看了《凌虚台记》后，哈哈大笑说：“我对待苏洵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苏轼就像我的孙子，之所以平日对他如此严厉，就是担心他年纪轻轻却享有大名，会骄矜自满，内在涵养不足，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事情。”让人一字不改地把《凌虚台记》刻在石碑上。
在官场日久，并于新旧党争中两头不讨好的苏轼，屡遭贬谪，这时他才明白当初上司陈希亮对己的一番苦心。因为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
因此，陈希亮故意对苏轼进行打压，一是为了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感受人生的无奈，从而培养出一种坚毅的精神，在厄运袭来时，能够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
明白了这一切，苏轼为已逝的陈希亮作传：“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或许，人只有经历过了挫折，才知道于逆境中的历练，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摘编自香港《文汇报》文/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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