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有“七十曰老”的说法,宋代官员致仕(即退休)即以70岁为限,比起如今的60岁,年限可谓很宽松。但70岁退休并非绝对。北宋时期,一些“邦国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宠的官员虽到了70岁,却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原来,宋代致仕制度还规定:官员退休时,须先向朝廷递呈申请,获准后方可解职。个别元老大臣不受70岁年龄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后痊愈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时都可再度入仕,称为“落致仕”(类似今天的退休返聘)。这样,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请求致仕而不被批准,而一些特定时期致仕的“重臣”会被再次授予要职。
这些老年官员中不乏老当益壮者。北宋朝宰相最高寿者当推文彦博(1006—1097),享91岁。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彦博已经获准退休,在洛阳准备要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当政的司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彦博的才能与威望,极力推荐。就这样,已过80岁高龄的文彦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再担大任。他思维敏捷、处理政务井井有条,时人评价他“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将范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减当年。咸平二年(999年),北部边防吃紧,契丹人南下来犯,73岁的范延召毅然随驾北征,“与(契丹敌兵)战瀛洲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将王德用(977—1056)熟知军中情伪,善于恩抚属下,“多得士心”。他名震边塞,为契丹(辽国)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岁高龄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枢密使重职,督察全国军务。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来访,称赞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枢密而用富公(富弼)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这些年过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员,其经验智慧被视为国家的财富。鉴于不能忽视的年龄与健康因素,君主们常常对这些老臣加以特殊礼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彦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时,已是81岁高龄,被特许“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后来又改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经筵”,能保证机要政务参与决策即可。两朝重臣吕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时,也已是71岁高龄,被特许“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时;常行文书免签书;别建府第,许执政往议事”等。枢密使张昇70岁时“请老”(申请退休),英宗极力挽留,声称“太尉勤劳王家,讵可遽去?”特许他“五日一至枢密院”,还免除其觐见皇帝时复杂的礼节“进见毋舞蹈,受赐勿跪”等。
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是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70岁高龄的老人身处政府要职,常常要面对那么多的繁剧事务,要想都处理得当也真是勉为其难。仁宗朝老臣陈尧佐拜相时已是75岁高龄,在这个“佐天下,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重任上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同时拜相的王随(已65岁)正“属疾在告”(请假在家养病),导致政务积压,“事多不举”,时人讥讽“中书番(宰相议事机构)为养病坊”,最终两人均被解职。接替他们职务的张士逊是第三次拜相,也已是75岁高龄。与前两次经历相比,这时的他年事已高却又偏逢多事之秋。当时,政府决意精简辇官为禁军,辇官们不满,纷纷携家人在京城喧诉抗议,“张士逊方朝,马惊堕地”,幸好只是受了惊吓,没太伤着筋骨,皇帝特许他“五日一朝”。可是谏官们不放过他,纷纷上书,弹劾他“无所建明”“政府岂养病之地邪”等等。张士逊坐立不安,决意退出政坛,连续七次上书“请老”,最终获准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享86岁高龄。
可怜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请致仕而不得,终日被机要政务缠身,劳心劳力而“卒于任”。两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时以重德目之,为人主所优礼,故虽衰疾,终不得谢(退休)”,72岁死于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孙固(1016—1090)屡请致仕,太皇太后诚意挽留“卿,先帝在东宫时旧臣。今帝新听政,勉留辅导;或体中未安,取文书于家治之可也”。孙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请,只得“强起视事”,又忙碌了两三年,75岁死于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间,重视守边大臣的挑选,老臣孙沔被授予边地重职,可怜已71岁高龄的他,终因年老力衰受不了远途跋涉之苦而死于赴任途中。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0岁的老人已经完全成熟了,进入了人生的又一个高级阶段,多年积累的经验堪为后辈推崇,一些关键问题的咨询是必要的;同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又是一个超脱物欲、名利追逐的阶段,回归自我,颐养天年。而二者的协调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员们的荣耀与尴尬正说明了上述两点,给后人以思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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