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很有心计的文人，王振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了荣华富贵，如赵高、张让，还有高力士、李辅国……一想到此，他的心就砰砰乱跳。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太监，是不是也能像赵高他们一样走上富贵之路呢？经过几次痛苦的抉择，王振终于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的决定：自阉入宫。
王振本来是明朝前期的一个失意文人，为了寻功名、求富贵，他从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以至擅权的事例中，找到了一条富甲天下的捷径，从而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像急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以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孤注一掷，用自我阉割的残酷代价，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
为求富贵而自阉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小时候读过一些书，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他早年在家乡教过私塾，日积月累，成为当地稍有名气的儒士。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振成为当地的学官，负责管理教育。大概是他缺乏应有的能力和水平，忙忙碌碌地干了九年，却毫无建树。按照明朝制度的规定，这类学官如果没有显著的政绩，不仅要免去官职，而且要发配到边陲效力。在这种情况下，王振原来希望以学求官而达到富贵的路子明显走不下去了，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等着被处罚吗？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心甘情愿地贫穷下去吗？
王振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痛苦之中。
作为一个很有心计的文人，王振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了荣华富贵，如赵高、张让，还有高力士、李辅国……一想到此，他的心就砰砰乱跳。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太监，是不是也能像赵高他们一样走上富贵之路呢？经过几次痛苦的抉择，王振终于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的决定：自阉入宫。
“宫刑”是古代一种残酷的刑罚，受刑后还要被迫进入宫廷服役，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受“宫刑”的人不是自愿，而是一种强制行为，但王振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却自愿受宫刑，不能不令人咋舌。
自残之后，王振并没有屈辱感和自卑感，反而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他已经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决心不计一切代价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然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宦官做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如大大减少宦官人数;规定许多戒条，如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衔，不许干预朝政，不许读书识字等等。朱元璋还特地将一块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悬挂于宫门之上，目的就是要避免宦官专权的闹剧重新上演。
朱元璋限制宦官专权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他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暴风骤雨般地废黜了宰相，还滥杀功臣，用专制和屠刀树立起了古今中外最独裁的统治形象。在这种形象的威慑作用下，中央和地方、内宫与外宫、王府与都司等再也不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是互相监督、彼此防范，明朝帝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泱泱帝国，朱元璋仅靠几个亲信来处理每天的军国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统计，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全国各种机构呈送的奏札就有1660件，各种事务3391桩，平均每天207件奏札，411桩事。这样繁重的工作量，在没有了宰相之后，朱元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些手忙脚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身边的宦官开启了参政的大门。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宦官曾多次被派出传达诏令、汇报军情、观兵阅胜、犒劳将士、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处天下税课、市易马牛，甚至出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就是外廷及王府重要政务必须到内府勘合才能处理。这样一来，宦官就合理合法地凌驾于朝官之上了。
如果说朱元璋使用宦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他的儿子朱棣即位后，则有意提高了宦官的地位。他把宦官的名称由监正改为了太监，虽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却非同一般。从此以后，大明帝国开国之君精心设计的防范宦官专权的清规戒律被他和他的子孙们破除得一干二净，唯一剩下的仅仅是悬挂在宫门之上的那块孤零零的铁牌。
那么，王振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富贵之路的呢？
戴着面具博信任
王振自阉入宫后，因为具有一些文化，就被派往东宫侍奉太子朱祁镇(后来的明英宗)讲读，实际上当了太子的老师。
宣德十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一月十日，八岁的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因为年纪幼小，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治理国家。
按照明宣宗遗诏，朱祁镇必须做到“国家重务白皇太后”。皇太后指的是明仁宗皇后，即明宣宗的母亲，朱祁镇应称为太皇太后的张氏。史载，张氏“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军国大议多禀裁决”，可见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明英宗即位后，张氏和那些元老重臣们都想控制这位少年天子的启蒙教育，目的有二：一是把朱祁镇培养成贤明有为的君主，二是将朱祁镇永远掌控在自己手中，确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在大学士杨溥的建议下，张氏决定“选侍臣”、“开经筵”。
一天，张氏召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英国公张辅，召开了重要的御前会议。张氏首先对这五位重臣进行了一番表扬，接着对朱祁镇说：“这五位大臣德高望重，已经辅政三朝了。以后处理国家大事，如果这五位大臣不同意，你就不可行动。”朱祁镇点头答应。
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张氏凭借自己的判断力和政治影响，代表宣宗为小皇帝选定了顾命辅政大臣，决定了明王朝正统初年的权力中枢。这是一个以内阁为核心的统治系统，是明朝自洪武年间以来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延续，但同时也是王振实现其勃勃野心的重大障碍。
从表面上看，王振给人的印象是颇有君子之风的一介书生。他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城府极深，一开始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处世，因此他在宦官中有很好的名声，宫里人都称他为“翁父”，就连英宗皇帝也尊称其为“先生”。王振除了殷勤地照顾小皇帝的饮食起居外，还热情地陪伴他玩耍嬉戏。这对不足九岁的顽童来说，实在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这时的王振，在小皇帝眼里不是什么奴仆，而是唯一能使他欢乐、信任和依赖的人。
藏而不露暗攘权
明宣宗在世时，很喜欢一个叫刘宁的太监，但刘宁是个睁眼瞎，斗大的字不识半个，于是宣宗只好让精通文墨的王振代笔。就这样，王振渐渐进入了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要衙门-司礼监。司礼监是内监二十四衙门之首，而提督太监权力最大，不仅可以调动所有的宦官，而且掌管内、外奏章，代拟旨意和批红阅票，简直就是皇权的化身、皇帝的影子。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以皇帝老师的身份，越过当时知名大太监范弘、金英而执掌了司礼监，成了正统初年宦官组织系统的最高首领，全面介入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参与到政务中来。可以说，此时的王振是春风得意、权势日重。
因为少年童昏的明英宗十分看重与王振的这段“师生之谊”，一直对他深信不疑，于是，王振便开始了攫取朝政大权的行动。
王振知道自己与小皇帝朱祁镇的特殊关系，但他也知道，仅凭这种关系并不是长久之计，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东西，彻底征服这位小皇帝。于是，他在尽心照顾朱祁镇的同时，又教给他为人之主所应当具备的能力，如临朝时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果敢，如何严刑重典以树立威信、驾驭群臣等。
每次小皇帝临朝，王振总要事先利用耳目弄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偷偷教给小皇帝应对的办法。说来也怪，他的预料常常十有九中，这让小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大臣们觉得小皇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少年老成，遇事不惊，天生具有当皇帝的禀赋，都暗自欣喜，哪里知道，这都是王振背地里搞的鬼。
王振熟知历史，知道只有以小忠小信掩盖其大奸大恶，才能真正获取正直大臣对自己的好感。所以，他在背地里做坏事的同时，常常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谦之人，扮演着一个又一个“正面”的角色。
为了博得“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好感，王振在每次去内阁办事或传旨时，总是佯装不敢直入。“三杨”见他举止恭顺谨慎，也往往客气地请他进来，并让座以示礼貌。
一次，英宗兴高采烈地与小宦官在宫内玩球，小宦官见王振走来，就慌忙避开了。第二天，王振陪英宗去内阁问政，故意提高嗓门苦苦劝谏道：“先帝因为玩球，几乎误了天下大事，陛下复踵其好，置国家社稷于何地？”此言一出，立即惊动了“三杨”，他们惊叹道：“想不到宦官中还有这样的人才！”
王振觉得，取得太皇太后张氏的信任同样重要，但这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漠公然杖死了一个驿丞，此事一经公开，便引起舆论哗然，廖漠因此被弹劾。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因与死去的驿丞是同乡，所以坚决要求以命抵偿;而与廖漠同里的杨溥则借“以公事论决”为名，替廖漠开脱罪责。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最后打到太皇太后那里。
张太后意识到这件事非常棘手，如果处理不当，两杨势必反目成仇，而她所希望的“同心协力，以安社稷”也就成了问题。张氏思来想去，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于是把王振叫来，试探性地问王振该怎么判。
王振大吃一惊，随即又暗自高兴。按惯例，太监是根本不可以参与朝廷政事、发表看法的，今天太后是怎么了？而在场的杨士奇、杨溥也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张太后居然会征求一个宦官的意见。
王振不知道张太后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也不敢贸然回答，只是推诿说：“这事该问两位杨大人。奴才才疏学浅，从来没有断过案子，实在不是这块儿料。二位杨大人说该怎么判，奴才绝不会说一句不是。”
“听他们的？怎么听？一个说该杀，一个说不该杀，听谁的？”张太后对王振的回答很不满意。
听太后的语气有些不满，王振心想，天下的杀人案多的是，很少有惊动太后的，看来此案一定不同寻常，必须先弄清其中的背景，才可以表明态度。
想到这里，他把状子仔细看了一遍，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说：“依奴才看，两位大人对廖漠因公失手打死了人没有什么异议。既然因公失手打死人，判死罪似乎太重了，而不予追究似乎又太轻了一些，最好在二者之间来量刑，应该以过失杀人降职、调离为好，不知道两位大人有何见教？”
平心而论，在对待这一案子上，二杨确实掺杂了私人感情，现在听王振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当场表示同意。
看到两位大学士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张太后心里非常高兴，对王振的态度大为改观，对他十分赞赏和信任。
皇帝的宠爱、太后的信任、大臣们的恭顺，使王振雄风大振。从此，他不断借皇帝的名义，打击迫害异己，培植私人党羽，甚至在不征询内阁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提拔自己的亲信，这在明朝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笑里藏刀斥“三杨”
王振羽翼渐丰，势力日益强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宦官集团。这样，在明王朝内部就形成了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官僚集团和以王振为核心的宦官集团。两大集团的斗争逐渐白热化。
王振想要专权，最大的障碍就是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所以必须先除掉“三杨”。
对于王振的野心，“三杨”并非没有一点觉察。杨士奇看到王振的势力越来越大，就上疏说：“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应用之人，皆宜选择行止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恶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此事关系最重。”又说：“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杨士奇的上疏代表了顾命辅政大臣的心声，婉转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要求朱祁镇对所谓的“立心行己不正者”，应早去之。但“三杨”等辅政大臣是太平宰相而不是乱世诤臣，尽管他们已经看到王振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及其危险性，却也仅仅是上疏警告，而没有勇气站出来同王振进行坚决的斗争，更没有勇气依据明初的祖训除掉王振。
王振对他们可就不那么客气了，在下手之前，他先后将兵部尚书王骥、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礼部尚书胡濙等重要官员逮捕下狱，皇城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王振对杨士奇、杨荣说：“朝廷事务烦劳大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两位大人都年事已高，辛苦了！”杨士奇正色道：“老夫虽已年迈，却不敢言老，理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荣见王振脸色大变，赶紧打圆场说：“我等虽已到了风烛残年，只能尽绵薄之力，但能选择后辈贤者，图报皇恩。”
听了杨荣的话，王振狠狠地瞪了杨士奇一眼，大摇大摆地走了。
第二天，王振就推荐曹鼎等四人进入内阁。杨士奇眼见大权旁落，不免愤愤不平，杨荣却老练达成地劝解他说：“王振已经讨厌我们的存在了，如果断然拒绝，若哪天传出令某某人入阁的圣旨，岂不是我们的悲哀？”
这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不幸去世，朝中失去了唯一能钳制王振的人。杨荣因为受贿被群臣所不容，精神慢慢崩溃，再加上王振落井下石，两年后郁郁而终。杨溥年老多病，无力料理朝政，三年后也溘然谢世，三杨内阁只剩下杨士奇苦苦支撑局面。但糟糕的是，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地方上犯了命案，好不容易抓住把柄的王振便指使亲信弹劾杨士奇，虽然英宗皇帝没有理会，凡是涉及杨稷的奏章都一概压着不问，但王振却变着法子隔三岔五地弹劾杨稷。杨士奇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和打击，终于向英宗皇帝提出了辞职请求。
“三杨”就这样一个个被王振整掉了。
盗毁铁牌揽大权
朱元璋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悬挂在宫门之上的。这个铁牌一直是王振的一个心病。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取得专权地位的王振悍然盗走并销毁了这块意义不寻常的铁牌。
王振公然毁掉铁牌，标志着明朝宦官与官僚士大夫集团斗争的全面胜利。套在宦官身上的桎梏终于被彻底打碎了，从此宦官不仅取得了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相同的参政地位，而且凌驾于官僚士大夫集团之上。宦官势力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主宰明朝命运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振除了有朱批传旨权力外，还拥有参加内阁廷议之权、司法权等。他经常操纵三法司，一不高兴就将朝廷命官下狱。最后，他还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包括提督京营之权、统兵出征之权、监军监饷之权、镇守地方之权、守备要害之权等等。可以说，这时的王振已经真正的大权独揽，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有些朝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或是为了进一步升官发财，就极力地向王振行贿、献媚。时任吏科都事中的刘睿是一个小官，一次在路上偶然遇到王振的车驾经过，便立刻跪在道旁。王振见了大喜，马上把他提升为户部左侍郎，后来又升为户部尚书。后来许多人效仿刘睿，大多升了官。
工部郎中王祐天生不长胡须，一次，王振随口问他为什么不长胡须，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您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王振听了，大笑不止。事后，王祐被提升为侍郎。
明朝的社会风气在这时候坏到了极点，朝中不管尚书、侍郎等文武重臣，还是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吏，只要稍有得罪王振之处，就会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
大理寺卿薛珪是明朝正统年间著名的理学家，为人忠厚耿直，德才兼备，人称“山西夫子”。正统八年(1443年)，薛珪升任大理寺右少卿，第二天转为左少卿。王振想让薛珪表达对提升他的感激，就派人邀请薛珪到他府上来。没想到，薛珪竟然拒绝前往，并义正词严地说：“哪有受命为朝廷大臣，却向私人谢恩的事情！”王振失了面子，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事过不久，两人在街上相遇，同行的官员纷纷跪在地上向王振请安，唯有薛珪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王振看见薛珪在众人面前还是这么桀骜不驯，大为光火，马上唆使亲信上奏诬陷薛珪，定其为死罪。临刑那天，有个叫王伟的侍郎苦苦求情，王振这才放过了薛珪，但随后就将他罢官。
英宗的姐姐顺德公主身边有一个小宦官叫吕宝，此人十分刁钻，在驸马石喑家常常摆出一副豪奴的派头，所以经常受到石喑的训斥。这本是一件很小的家事，但吕宝却通过关系到王振面前狠狠地告了石喑一状。王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石喑逮捕入狱。
由于王振的恶行，明王朝上上下下一片白色恐怖，王振的专权也达到顶峰。就在他专权的十多年时间里，北方的瓦剌迅速发展起来，而王振对瓦剌的崛起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结果瓦剌集中力量东征西讨，逐一降伏了蒙古各部，并向明王朝发出了挑战。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军分兵四路向明朝大举进攻。北部重镇大同很快失陷，边陲告急，京师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立功”的王振怂恿英宗帝御驾亲征。兵部尚书等官员极力反对，但昏了头的英宗执意不听，亲率5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开去。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在与瓦剌军的战斗中连战连败。到了十四日，明军退到了怀来县西侧的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护卫将军樊忠对王振乱军祸政的罪行非常愤慨，就从英宗皇帝身旁冲了过去，挥起大铁锤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一役，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皇帝被俘，文武大臣50多人全部遇难，成为明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英宗重新当上皇帝后，不仅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还命人为他撰写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吹捧他的“忠烈”。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明王朝并没有吸取宦官专权的惨痛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重用宦官，以至于沦落为一个宦官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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