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赴景山上吊自杀，死前他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收葬魏忠贤遗骸，厚葬于香山碧云寺。崇祯在天启七年继位，八月底登基的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开始对皇兄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下手了。撤销魏忠贤宫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对魏忠贤由发配改为抓捕，锦衣卫派员对魏忠贤严加押送，对跟随的余党，立即擒拿。
据说发配途中的魏忠贤得知此讯时，正在一家客栈听小曲，逮捕令加上凄凉小曲，使魏忠贤万念俱灰。次日凌晨，魏忠贤在住所上吊自杀。随后崇祯皇帝开始讨伐阉党，对乱政太监开始大规模清算。他下令召回诸边镇的镇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拥有兵权。即位之初的崇祯帝，对宦官深具戒心，禁令不断。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宫门，让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机会。但是十七年后，崇祯皇帝厚葬魏忠贤，这倒是令人捉摸不透。有一种说法，是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随从太监曹化淳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能干、更实用。那么，崇祯是不是最后也是如此默认呢？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是对宦官的态度的转变，在执政之初，他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又好转起来，回到了皇兄天启皇帝当初的怪圈，重新起用太监。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启朝被逮捕处死的阉党官员的“赃款”，释放他们的家属。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皇帝失望。其次，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言听计从。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崇祯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深刻反思：继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擅长空谈、治国乏术。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而洪承畴等能臣，又在关键时刻，投敌变节，令信任他的皇帝颜面扫地。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下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崇祯最后时期让他们守城。结果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历史不容假设，但是不止一种答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群是皇帝的好奴才，但身心残缺的这个特殊人群中，不可能出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这样的人，即便有心护主，也无意救民，从来不可能成为历史“正能量”人物。
史实也证明这一点，清兵入关，爱新觉罗氏坐稳了中国江山。对明朝政体照抄照搬的建州女真人，起初对中国太监也是极度恶感。康熙四十年，清帝下令将魏忠贤墓夷为平地。
然而，太监在晚晴时期，与晚明并无二致，不断崛起安德海李莲英这等“魏忠贤”式的人物，他们在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不比明朝宦官逊色多少，这种对宦官“由防到信”的怪圈，随着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不停重复上演，可以说，这是中国皇权体制的衍生品——血缘治国的政治，必然没落，没落的标志，就是最后由一帮彻头彻尾的奴才代行国家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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