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与嘉庆的比较，雍正皇帝继位的时候也是面临这和嘉庆继位是一样的情况，但是雍正却成功的扭转了趋势，而嘉庆却让清朝慢慢走向颓废的趋势，那么雍正和嘉庆的做法上到底有什么区别才导致这么大的差距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雍正与嘉庆的比较。
雍正反腐一个字：狠。你要在规定的期限内，用合法的手段归还亏空。还不上，抄家。有些贪官想一死了之，没门，你死了，你的家人继续还，还不上子子孙孙继续还，让你家世代成为奴隶。总之，贪官们到了雍正手里，那是死都别想解脱。
嘉庆反腐就太软了，除了早期处死和珅硬外，其他时候都是形式一下，所以贪官们不怕了，表面上清廉，实际上照样腐败，清朝就衰败了。
嘉庆失败的原因
客观原因，虽然只差百年不到，但两个人面对的国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较雍正时代的励垦政策、火耗政策和嘉庆时代相应的政策可知，前者都属于有很大空间，可以随意发挥，而后者实在没什么进一步施展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大清国的末年和大明国的末年虽然面对局势有很大不同，但同样有内地病的嫌疑，那就是在核心十三省的框架内，其实早年拥有的社会资源会迅速被耗尽，到了末年往往无事可做，做什么都是错的。其实不只是大清，宋后每一个朝代都面临这个问题，以华北为中心，王朝的核心部分贫瘠和脆弱的程度其实远远超越王朝建立者的想象，而重组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则会面临巨大的成本，各种意义上的。乾隆末年，华北地区其实已经暗流涌动，到了嘉庆已经天灾人祸不断，动荡不已了，一有旱灾就是连绵不断的民变，其实即使没有天灾，任何一项地方施政改革一样会引起负面的连锁反应。这个时候大清的老方子是用边疆补内地，简而言之，打仗加理藩，新设州县，但是大清到了乾隆朝，这招真的是用老了，因此大清在末年只能开放之前一直严守的口外屯垦，实在是在内地没有多少它这个中央朝廷能打的牌。在这个时候去动吏治，那么调整之后该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雍正时代不是问题，嘉庆时代却没有答案，而这件事不是砍掉几打贪官脑袋就搞得定的。嘉庆不是不想解决这件事，于是台湾开发在这个时代提上日程，问题首先是台湾不够用，此时除了中央，也没谁有动力干这事。
这就涉及大清国此时呆滞的主观原因。此大清已非彼大清。其实从顺治开始，大清的制度相比于一开始就得了老年病的大明，显得有弹性的多。雍正时代既是大清国入关的尾声，也是后金汗国制度最终消亡的时代，很多权力可以收上来重新分配，结局就是诞生了雍正这个权力空前的大清国皇帝。消灭一种制度元素，意味着就要创制另一种制度因素加以填补，因此消灭一个贪官，其实就可以任用一个更加贴合皇帝政策用意的官员，雍正在这件事上成功的名列史册。而到了嘉庆，这种权力分配早已结束，大清国这个框架已经定型，而进一步的洗牌重组却不是大清国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要知道下一轮的改革直到同光时代引入西方制度因素才慢慢展开。
，而且不甚成功，中央在其中的角色也十分被动，因此对于嘉庆而言，用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实在无事可做，不要说动吏治，其实什么都没办法动(一个厘金制度就磨蹭了一个世纪也没能改革成功，因为除了遥远的中央和底层商人，没谁对这事有动力)。在这种局面下，贪腐已经成为维系官僚体制的一种必要因素，相比之下已经是小问题了，正如上面的帖子所述，其实嘉庆朝官员发呆的情况和贪腐一样严重，甚至更严重，而贪腐者好歹还动一动。但无论贪腐与否，官员的升迁通道上总是挤着大批人的，这时候并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新人超车(比较康熙朝、雍正朝和嘉庆朝知府一级官员的年龄，就能很直观的看到到了嘉庆朝，做官如何不易了，这种局面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才因为一大批武勋文臣的出现而得到改观，但这种改观却敲响了大清的丧钟)，结果便是整体呆滞。
不过说到底有赖于，大清国在大多数时间一直保持着制度上的弹性，前期大清、中期大清和后期几乎是三个根子里不同的国家，这一点在中国历代王朝里也算是突出的，到了嘉庆朝之后无可挽回的衰退，确实怪不得嘉庆，而是一个更大尺度上的历史变迁，或许比大清国这个政权存在的尺度要大得多，如梁启超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相比之下，所谓治理贪腐真的只是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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