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老宅规模有多大？
曹家老宅究竟有多大呢？黄强表示，曹寅任职时，深得康熙皇帝宠信，康熙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家可以作为皇帝的行宫，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推测曹家的地盘有多大，其奢华程度怎样了。
但是在曹上报的奏折中，对于家产、田地的说明，并不多。不过，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印证曹家老宅的经济规模。首先是房屋数量与居住人口。曹家三任江南织造，是其鼎盛时期，生活奢华，人口众多。隋赫德上报《细查曹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中说：曹家到雍正五年(1727年)底被查抄时，尚有“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万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价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
根据这段文字的记录，在曹家颓败，被治罪的时候，曹家尚有19万顷的土地，住房483间，人口140口，以及别人所欠曹家的债务32000多两银子。
黄强表示，大致上江宁织造府的结构分为三路，“东路是办公的衙署，深达六进;中路是住家的府第，有内宅五进;西路则是戏台、射圃和花园。”织造府的西园简称西花园，内有西池、西堂、西轩、楝亭、鹊玉亭、鹊玉轩等景点。西园中的楝亭是曹家会客厅，是曹家结交社会名流的重要场所。因为康熙皇帝南巡，住在织造府内，为了使织造府符合行宫的要求，曹寅花了大量的金钱来修饰、布置江宁织造府。
1984年8月，在南京发现了曹家任职江宁织造时的花园遗址，南京市文管会考古队在大行宫小学东南角地下发现一些完整的假山基石和太湖石，还“出土了胭脂红、深绿、蓝靛色染料和黄蜡、花盆、碗碟的碎瓷片，其中有的碗碟底部烧有‘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清雍正年制’字样，以及五爪蟠龙筒瓦等。有关专家分析，认为此系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所在。”
曹家的收入和亏空
支撑如此巨大的宅院，江宁织造府邸，乃至成为皇帝南巡的行宫，必须有巨大的经济收入，否则难以维持。那么曹家的经济收入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黄强表示，康熙十六年(1677年)，曹玺支取的俸禄是130两，拿的是正三品的薪饷，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就被康熙加赏为正一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闰四月，曹寅加正三品的通政使司通政使衔，俸禄130两。一百多两的俸禄，在当时社会不算低了，依照当时的物价指数，应该是进入高收入阶层了，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官俸，也难以置办曹家老宅，更不要说维持曹家奢华的生活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在南京到香林寺上香，曹寅从秣陵与和州两处购买了420亩土地，施舍给该寺，作为香火田，购置的费用是曹寅出的。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到扬州，其三汊河的行宫，又是曹寅自掏腰包兴建的，曹寅、李煦各出了2万两。不说曹家老宅(江宁织造府)的修建需要多少银子，单是这420亩的香火田，金额一定不少。至于扬州三汊河皇帝行宫，4万两费用就更为可观。曹寅哪里有那么多的银子？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曹家几任官员，玩的是用官家银子补贴自己的游戏。曹寅临终时，亏空了32万和26万多两的两笔银子。不同的是，他们的亏空得到了主子皇帝的默许，康熙皇帝就允许苏州织造李煦以代理盐务的收入协助曹逐步退赔。
由此可见，曹家维持巨大经济支出的收益，不是官俸，而是盐务收入，即清代官员官俸收入以外的“耗羡”，通俗话说就是捞外快。
黄进德先生考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煦为曹家代管盐差，任满时上报耗羡所得为586000两银子之巨，同时期的广东全省的耗羡不过156000两，曹家一家管理盐务捞的外快收入是广东一省的3.7倍。皇帝南巡，大体遵循这样的原则，费用由内务府供办开支，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是内务府的直属机构，其官员多由皇帝亲信担任，皇帝巡视江南的接驾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织造身上。接驾费用名义上由织造出，实际上还是向内务府报销的，用的是皇帝的钱，办皇帝的事，其花费也就铺张起来，总支出自然不得少。皇帝与内务府也知道内情，对于曹寅用织造府银子、盐政银子来冲抵也是认同的。
曹家在南京的住房有13处
对于曹雪芹的故居、房产，红学家普遍认同的有两处，一是南京，二是北京。黄强表示，根据吴新雷先生的考察，曹家在南京的住房有13处。除了大行宫与随园外，吴新雷认为有一处在丹凤街小学。
1975年初，南京博物院考古人员在南京佛心桥37号院内发现“香林寺庙产碑”，立碑的年代是清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碑文记载：“前织造部堂曹大人买施秣陵关田二百七十余亩，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这前织造部堂曹大人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表明曹雪芹家是香林寺最大的施主。一次施舍寺院420亩土地，可见曹家的经济实力之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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