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虽然国家政权一手掌握在慈禧一个人的手里，但是恭亲王亦欣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长期主持军机处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他为什么没有能挽救大清朝的命运呢？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和咸丰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度与咸丰争夺帝位。道光帝遗诏传位给咸丰的同时，封奕訢"恭亲王"，算是对奕訢的一种补偿。奕訢也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政”的祖制，获得军机处行走的资格。奕訢在满州贵族中算是另类，聪明，好学，开明，而且能够亲近汉族大臣，特别是公元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代表清政府与列强交涉，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个先内后外的政策，奠定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战略基础，并提出内政外交等一系列建议。上奏仅九天后，奕訢就领导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军机处之外的另一权力中枢，不但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奕訢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外交上主张保持与欧美大国的和平，支持开办了中国早期的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中枢首脑；在他主持军机处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叛乱。所谓的“同治中兴”，外部靠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大臣，内部靠的就是奕訢。很多人将清朝的中兴寄希望于奕訢，可是后来奕訢几乎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有头无尾，清朝改革的顶层设计大多成了“半拉子工程”、“烂尾楼”，虽然清朝的彻底失败的标志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其实这个结果在二十年前奕訢主政时期已经定了型。
当时很多人把大清的希望放在奕訢，曾国藩也对其寄于厚望，但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却早就看出奕訢的本事有限，判定在此人手中大清必不可救。
据《能静居日记》记载：
同治六年七月九日，曾国藩在于与赵烈文谈论中政局时：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象（奕訢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相国）争持，无转身之地（回旋余地），忽尔解释（消解），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这番谈话时曾国藩尚主兵东南，与奕訢尚未有深入的接触，但赵烈文从奕訢的八面玲珑，能求全于一时，却没有政策原则，没有战略远见，看出奕訢不能担起中兴重任。
第二年的七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召见。近距离的观察让曾国藩对大清的首脑有了准确的判断：
曾国藩对赵烈文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娄人权过人主。恭邸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甚可忧耳。”
——这时，曾国藩已经完全同意的了赵烈文的判断，慈禧虽然号称手腕高明，但是绝对不是武则天那样雄才大略的英雄，因为多次见面“无一要语”，翻译过来就是“废话连篇，没有一点正事儿！”作为实权在握的一把手，召见平定大乱的重臣，没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咨询，没有对治乱之道的讨论，只是拉家常，嘘寒问暖，以示亲近。而以聪明著称的奕訢则是“晃荡不能立足”，即态度暧昧，只想左右逢源，从中取利，却没有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和原则。这样的两个人当一把手，就好比两个见风使舵的船长，只想避重就轻，自己都不知道船要开到哪里去，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如果看曾国藩、赵烈文的评价感觉空洞，不妨在看看李鸿章的 切身体会：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铁路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语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奕訢）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当朝重臣李鸿正式向中央提出改革建议和方案，奕訢一方面觉得建议非常好，必须办，一方面又觉得无人主持，困难重重，毫不珍惜的放弃了。“无人敢主持”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倭仁等保守派反对，因为有人反对就放弃，只问难易，不问是非，全然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担当，这样的拈轻怕重之人岂是社稷重臣？岂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
二十年前的改革如此，二十年的甲午之战输赢早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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