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一个是万人敬仰的贤君明主;一个被钉上了暴君的“耻辱柱”，一个被戴上耀眼的“光环”;一个被骂作“万世暴君”，一个被誉为“千古一帝”。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他们的人生历程却有着极其惊人的形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是英武将才，一统中华;第二，他们都通过“夺嫡”手段登上皇位;第三，他们都对父皇不忠不孝;第四，他们都广开四边，拓展中华版图;第五，他们都让北方的突厥族胆颤心惊，俯首称臣;第六，他们都颇具文采，都有名篇千年流传;第七，他们都亲征高丽，均无功而返;第八，他们都通过“谶语”屠杀大臣;第九，他们都有过服食“仙丹”的荒唐经历;第十，他们都英年早逝。
在年代接近、环境相仿、机遇雷同的历史条件下，其所作所为又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各自人生经历，犹如一部小说的上、下两部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得极其连贯而紧凑。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唐太宗是隋炀帝的“翻版”，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对他们的认可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固然有“短命王朝多暴君”的历史因素，也存在“亡国之君名声差”的人为因素，但最重要的他们在执政细节上，具体一点讲就是在争取民心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如何获取民心，关键看执政者对臣民什么态度。隋炀帝自恃其才，随心所欲，既没有把大臣们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百姓放在心上。一句“我性不喜人谏”，一下子冷了大臣们那拳拳报国之心;几次横征暴敛，终于激活了人民的反隋怨气。平心而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并不比唐太宗逊色，他一统中华，结束了中国接近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他修通运河，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个文明连为一体;他打通丝绸之路，使大西北地区融入中华版图……然而，他在建立千秋大业的同时，因为丝毫不顾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就在他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时候，民众趁机造反，国内烽烟四起，在如火如荼的起义浪潮下，他和他的大隋帝国很快全线崩溃。
李世民上任之初，就意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接着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因为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一再节制徭役、安抚民心，广施善举、笼络人心，礼遇大臣、固其忠心，从而形成了内有忠臣倾心辅佐，外有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在没有电台、电视机、互联网的年代，唐太宗的“亲民”暖流依然能够从长安散播到五湖四海。
同样是远征高丽，同样是一意孤行，同样是劳民伤财，同样是无功而返，深受皇恩沐浴的百姓们却没有因此而表现出过激的言行举止，照旧一如既往的拥戴他，仰慕他，支持他。人无完人，皇帝难道就不能有失误，有过错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如温家宝总理说得那样：“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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