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兵马俑已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军阵;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自这一奇迹发现不久，它便被认定作秦始皇陵的陪葬，几乎成为一种“公论”。
甚至美国《焦点》杂志在介绍兵马俑时也称“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但近些年来，有学者却对这一“公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呢，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陈景元认为《史记》的记载未必真实。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河北邢台，要回咸阳一条捷径是向南过黄河向洛阳，再到西安;另一条路线如秦俑馆里所记载的：向西经井陉，过娘子关到太原，再向北到包头转至西安。无论是哪条路都不可能短时间内回到咸阳，而在夏天要保证赵高、李斯为“篡党夺权”所要求的“秘不发丧”又保证尸体不腐烂，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尸骨其实是出不了河北省的，即使到了骊山，也只能做个衣冠冢。而从陕西省文管会1960年代初到当地进行现场调查后所写的调查报告来看，位于现在秦始皇陵北面的大量夯土地基，其上什么都没有，从中可见作为宫殿建筑群主要部分的这一地块当时根本就还没有进行施工建设，内城、外城及封土等，都是死后的工程。而骊山上洪水严重，几乎每隔三年就会下一场暴雨，大开挖的地宫也不可能不顾积水而在秦始皇生前几十年就预修。
但多数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就在骊山脚下。除《史记》记载外，考古研究者在出土文物刻字中发现了大量秦代地名，与湖北出土的云梦竹简、湖南出土的龙山竹简上的同代文字对照，它们符合秦代的书写习惯，确为秦代之物。而兵马俑身上秦代工匠所刻的文字和与秦始皇陵砖瓦上文字的相似性，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史书上记载秦始皇6月封于沙丘，9月归葬咸阳，尸体腐烂是肯定的，所以历史上也有关于在归途的车队里放上鲍鱼“以乱其臭”的说法。
秦宣太后，姓芈(mi)，楚国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她在秦国统治了四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女国君，甚至有人称她为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为何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而是她的陪葬呢？
陈景元认为历史上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690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近二公里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囊在这一个“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中，都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16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10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14里”的记载。雍州新丰县的县城，也就是今临潼县新丰镇的东北不远处，根据上述明确的方位和里程，很容易判断出秦宣太后陵，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偏南、距骊山山脚约2里处的西杨村、下和村一带，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
此外，在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一些兵俑的头顶，梳有苗裔楚人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髻;秦俑所着衣服，非常鲜艳，与秦王朝的尚黑制度，有显著差别;此外，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疑似为秦宣太后的姓。
定性秦始皇陵方圆一定范围内的出土物为皇陵陪葬并不是基于某个孤立的判断，在皇陵东边离外墙350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17座皇子、公主的陪葬墓;在离外墙800米处，发现了100多座马厩坑;在皇陵外城与兵马俑之间是流水冲刷出来的古河道，从地理上看，那里没法设陪葬坑，到离外城墙一千多米的地势宽处设兵马俑陪葬坑很合理。同样，在兵马俑中有铜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吕不韦”，仅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内就出土了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这些字样实际上就可以成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的字样，“寺工”作为中央管理手工业的一个官署，只有在秦始皇时代才有。
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品配的宣太后墓。
诚然陈景元有些质疑有一定的道理，也说明当前的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但考据学上强调“孤证不立”，就是单独的一个例子是不能证明一个事物的真实性的。尽管陈的观点很有几分道理，但孤证不能立，至少凭借现有证据而断定“兵马俑的主人是宣太后而非秦始皇”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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