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一个四十岁才求取功名的儒生，一个以文治武功成为清季戴双眼孔雀花翎，位极人臣的干吏;一个湘淮军之外，对太平天国威胁最大的能臣;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决定历史走向和人物命运的不世人物。如果不拘泥所谓正史原先“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纵横驰骋，效忠于朝廷，受命于危难，其与太平军对垒”而战功赫赫的评价，正确认识骆秉章这个非凡人物，则需要上述的评介。
历史有时候会发生许多巧合，从而衍生出许多故事。恐怕连洪秀全本人也没有料到，其实决定他最后的命运的关键人物，不仅仅是曾国藩、左宗棠，而还有一个事实上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骆秉章(1793-1867)——他的同乡，广东花县一个早年落魄不第的儒生。不过，骆秉章青年不第，并没有自甘落魄，心生怨恚，转而如黄巢和洪秀全那样，从结党或贩私盐聚众入手，趁天下纷扰而揭竿而起，也想来一轮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过过皇帝瘾;而仍然是折节读书，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因而，他最终得中功名，从翰林院庶吉士做起，由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终因办事清正，不徇私情，为道光皇帝信任，56岁后放任外官，任湖北按察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始擢湖南巡抚，开始了他位极人臣的辉煌历史。
骆秉章在京师十六年，不是做秘书就是做礼仪、太子傅等闲官，只间或作过御史，远非权势之辈，故也谈不上是玩权术，投机钻营起家。勤而好学、清正廉洁、勤勉耿介是他得到信任的真正本钱。天下多事之秋，一介书生为战乱交织的湖湘父母官，能稳坐十年而城垣不失，使太平军、天地会不能立足，要的是真本事。能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为万民心服，才能有此政绩。
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在湖南境内连遭两次败绩，损折了股肱之臣。他们一个是命丧于湘桂边界的南王冯云山，他被辅佐湖广总督程矞采的骆秉章派到湘桂边界阻击太平军的知县江忠源所部楚军伏击身亡;一个是西王萧朝贵，他以精锐之师北击长沙，孰料想，有先见之明的骆秉章于局势混乱之中率先担纲守城责任，自捐和动员官吏捐款并动用库银，修筑城垣，完善兵备，以八千士卒，有备无患，守城80余日，击退太平军，并炮击萧朝贵使其毙命。
张亮基之后，骆秉章复由湖北转任湖南巡抚。礼贤下士，可以说是三顾茅庐，请布衣左宗棠出山为其幕僚，信任有加，坦诚相待，推衣推食，励精图治，湖湘大治，太平军不能立足。骆秉章又动员刑部侍郎曾国藩回籍创办湘军，并鼎力扶助，使这支新型民兵终于成为太平军的强劲对手。他实际和曾国藩同为湘军的创始人。骆秉章于理财也自有章法，在安定民心，不扰民基础上仍然有所建树，为湘军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饷。以致左宗棠在《答毛寄耘中臣书》中由衷赞道：“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也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实，湘军源出湖南，从成军到举荐人才(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彭玉麟、刘长佑等)，供应粮秣，策应作战，谋略、策划、运筹帷幄，无不源自骆秉章、并及曾国藩、左宗棠、胡应麟。从这个意义讲，湘军真正的幕后英雄，宗帅是骆秉章而非他人。
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升调四川总督，到任之初，整饬吏治，亲督盐政，于蜀南长宁击退并最后消灭云南农民军李永和、蓝朝鼎部，保住了川南的安宁，朝廷西南的盐税收入。同治二年(1863)四月，流窜作战的石达开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地(今安顺场)，被骆秉章率领的湘军截击。在身陷死地，无由得生的境遇下，石达开为保全军将领士兵的生命，不得已以残余六千余众向骆秉章请降，骆秉章遣散4000余众，为免后患，杀死将领200多人、骨干军士2000余人，石达开也被押到成都问斩。至此，太平军起事六王，除洪秀全服毒自杀，东王杨秀清被洪指示北王韦昌辉所杀，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密令杀死而外;南王、西王、翼王皆死于骆秉章之手。清政府以此授予骆秉章“赏头品顶戴”、“晋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晋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同治四年，骆秉章又遣军于甘肃阶州(今武都)，围剿西北反清回军，效忠朝廷不遗余力。至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病逝于任上，终年75岁。
骆秉章作为一介书生，一名儒将，一代显宦，一生的政绩武功远大于文治，因为那是一个天下分崩离析，需要干城之具维护国之长城的时代。虽然，骆秉章的功名始于京师，但他的事业却成就于湖湘。在擢拔左宗棠，扶助曾国藩，培养一代湘军英才的同时，这个封疆大吏，以远见卓识和选贤任能，使人尽其才的统帅之才甚至亲自参与军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在曾国藩的“湘勇”初创，缺乏经验和能力，屡败屡战之时，骆秉章调度指挥的湘军却纵横驰骋于湖湘赣粤，创造了屡战屡胜的不败记录。后来他又主动让权于曾国藩，成为湘军的总后勤和坚强的靠山。所以，当时朝野公认他是湘军真正的主帅。
骆秉章是广东人，但他却融入湖湘文化，为这一奇葩的盛开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地方官对历史的最大奉献，除了安定民心，使区域大治外，更在于为国家培养和举荐不世的人才。没有骆秉章，就没有布衣成为卿相的，号称“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就没有一大批清正廉洁，以落魄书生而成为一代名将的湘军人才群。骆秉章参与并鼎力使近代湖湘文化进一步放大与延展，力挽一个历史时代的大厦于即倒，和曾、左、李(鸿章)一起创造了清季“同治中兴”绚烂的政治风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无异于昔日管仲与鲍叔牙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近代政坛“最佳搭档”的历史佳话。
治湘十年之后赴蜀的骆秉章并没有离开湘军，他以“治蜀平乱维持稳定”的旗号，带着著名的古文学家刘蓉(他后看来成为左宗棠的重要幕僚和助手)和一支九万之众的精锐湘军入川，与云南造反势力和太平军石达开部展开三年的角逐，名副其实地为湘军西线总指挥。与东线曾国藩、左宗棠遥相呼应，厘定了满清中兴的大局。对于一个需要统一和安定的国家来说，他无愧于一个忠臣、能臣的称谓。对于黎民百姓来说，所谓的天国造反，只不过是以一个西化的、戏台上的帝王将相取天下而代之的新的称王称霸的政权祸乱天下。除了战乱和家破人亡外，其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福祉和希望。因此，消弭战乱的骆秉章，总还是给予了人们太平、安定的希望和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这就是他的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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