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年间，一切都是那么强大，一切都是那么弱小。我们的王朝已经进入一个奇特期。它充满了暮气，然而却生机勃勃;它保守、墨成，然而却是商业经济的开始;它一身正气，然而却妖人四起;它力图恢复儒家规范，然而却开奢侈、糜烂的先河。正统王朝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王朝，阴沉的君主、神秘的皇妃、跋扈的太后、充满理想的宦官、迈入轨道的官僚集团、民间的妖人、充满战斗力的流民，各色人等开始在这个帝国摇曳，没人知道我们的帝国要驶向何方？
历史进入正统年，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这位皇帝名叫朱见深，他还有八个弟弟，无论他是否被立为太子，他都似乎不是皇位的唯一人选。的确是这样的，在土木堡之变后，在太后的提议下朱见深被立为太子，随着郕王继位，敏锐的太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他将朱见深接到自己的身边由侍女万贞儿抚养，不允许任何人接见这位皇子。后来随着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朱见深被改立为沂王，当他搬到沂王府后仍是由大他17岁的万贞儿抚养。仍为幼儿的朱见深对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没有他的父亲体会深刻，对于他来说，身边有万贞儿在就可以了。此时的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被锁在这深宫中，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母亲周妃要在南宫陪伴自己的父皇。
一直到父皇重新登基，自己才重新搬回东宫居住。此时的朱见深已经是个孤僻的孩子，他迟钝、木呐、方脸、大耳，不喜言谈，不喜交流，英宗跟他谈不上什么感情。英宗更喜欢跟自己在南宫那些亲密无间的孩子，英宗复位后一直有想将见深废掉另立的意思，但此事的确事关重大，一个太子两次被废这意味着什么？英宗皇帝不得不慎重，但他的心思大学士李贤是知道的，李贤也知道皇帝的症结在哪里。
“皇上，社稷为重，皇上切要三思，即使太子无能，有我们这些阁臣在，一样可以辅佐社稷。”李贤这样对英宗说道。
李贤的话打消了英宗的顾忌，一则换太子对社稷的确震动巨大，会搅动各方势力，使平静的朝堂重新翻滚起来，二则对于太子能力的忧虑，李贤进行了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不一定能令英宗完全释然，但至少能部分打消英宗的疑虑。除此之外，李贤的话释放出来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能够掌握帝国的命运，皇帝更多的只是发挥一个礼仪上的作用。我们的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重回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朱元璋所设计的体系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终于面临崩溃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李贤让朱见深在英宗病重期间来到英宗床前，见深抱着英宗“嚎！嚎！”大哭起来，不管是真是假，父子俩的关系在这一刻的确拉近了。
因为这些因素，李贤在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成了朝堂上的资深阁臣，文臣们开始希望能将朱见深培养成他们喜欢的模范君主，帝国的官僚们开始引导朱见深一步步走向他们所设计的道路。
每朝新天子继位后，除了颁布大赦天下的告示，还要做的就是平反，新天子的威信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成化年平反首先就是要为于谦平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于谦一定程度上属于代宗那个体系之人，而且在朱祁钰要废掉自己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不管于谦同意不同意他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如果替于谦平反心理上过不去，但朱见深毕竟与朱祁镇是隔代，心理上的这个坎他还是能迈过去。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替于谦平反是不是对朱见深作为皇帝的正统性产生动摇，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新天子似乎对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他很快对于谦平了反，不仅如此，英宗复辟后所处理的一系列官员都被朱见深平了反。
眼见朱见深的所为非常得人心，文官们开始酝酿推动另外一个更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对朱祁钰的定位问题，此事关系更大，众人们虽然心中皆存此事，但无人提及。没人提及但并不代表人们不关注此事，事实上，对于谦等人平反和对景帝平反是一脉相成的，一旦开了个头就不能停止下来。紧张的气氛是令人沉不住的，总有心浮气躁的人跳了出来，抑或真的是憋不住了，抑或是有人指使，抑或从天子那里觉察到了某种信息。第一个上书替景帝翻案的是荆门州训导高瑶，高瑶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而被安排了一个训导的职位，成化三年高瑶上书要求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和庙号。帝国很多敏感的事件都是由身居外地的小官们挑开，而这些小官们也就此名扬千古，载入史册，或许改变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捕捉到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们的上书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此事既已挑明就不能回避，皇帝将高瑶的奏章让部院廷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皇帝态度暧昧，阁臣态度一样暧昧，终于在成化十一年由朱见深主动提出恢复了祁钰的帝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皇帝很显然走在文官们的前面。成化皇帝开本朝风气之先，朱见深登基后的一系列作为都为文官的谏言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虽然成化年官员们谏言不像万历朝那般波澜壮阔，但它毕竟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洪武时代以来对言路的压制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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