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莹对曾国藩的学术影响很大。刘传莹是湖北人，但湖南、湖北在雍正元年(1723)之前是一个省，称湖广省。湖北省的京官也是曾国藩交往的对象。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曾国藩又生病了，便向皇帝请假，去城南报国寺养病，在此结识了刘传莹。刘传莹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不时向他请教。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曾国藩懂得了考据学，弥补了学识上的欠缺，改变了他对考据学的看法，提高了认识，在学术上走向全面发展的道路。为他以后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奠定了基础。
同年关系，也就是同学关系，这是一种最为真挚、最为亲切的情感。他与同学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在同学中，他与梅霖生、陈源兖关系最好。三人经常在一起吟诗作对，喝酒下棋，上至国计民生，下至油盐酱醋，无话不谈。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十五日，梅霖生因患咯血病，奄奄一息，曾国藩忙前忙后，请吴廷栋前往诊治。十六日，曾国藩再到吴廷栋家，不料吴廷栋恰巧有事外出，他扑了个空。第二天，他又不厌其烦地再次前往，终于邀请到吴廷栋出诊。梅霖生的病总不见好转，十九日下午，曾国藩还是放心不下，又到梅霖生家询问病情。二十五日，听到梅霖生病逝的消息，悲痛不已。七月十五日，梅霖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师生、同乡、同年，对曾国藩在京城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种，便是亲族血缘关系，虽然对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影响不大，却对他日后练湘军，走向事业的巅峰起着杠鼎的作用。
俗话说，“打虎莫过亲兄弟”。曾国藩非常注意培养与兄弟们的感情。当初入京时，还特意打算把弟弟们带到北京，让他们开阔视野，磨炼心志才能，但由于经费问题，只能带曾国荃一人前往。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下旬，曾国荃因思乡心切，想回湖南，但曾国藩怕耽误他的学习，再三劝阻。曾国荃毕竟小孩心性，竟赌气不说话，不读书，也不和曾国藩一家人同桌吃饭。
曾国藩无奈之下，叫家人将自己的餐具也送到弟弟房中，他和弟弟促膝谈心，苦口婆心地对曾国荃说：“如兄弟有不对的地方，必须明言，万万不可以暗中生气较劲，如果你提出意见，我没采纳，你可以写信告诉父亲。现在你要独自一个人回去，浪费路费与光阴，而且道路遥远艰险，祖父母、父母听见后，必然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我又怎么能放心呢？”谈完之后，还是放心不下，又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二千字的信，还作诗一首，劝告曾国荃在北京安心学习。曾国荃终于被兄长的诚心感动，并开始反思自己的任性妄为，至十一日，曾国藩生日，曾国荃买来酒菜，为哥哥庆祝，一家人又坐在一起吃饭，和好如初。曾国荃也开始读书，后来成为曾国藩大展拳脚的好帮手。
虽然祖父再三叮嘱家中开支无需曾国藩操心，京官收入也不高，但曾国藩一直竭力补贴家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曾国藩就托好友金竺虔寄回五十两银子，分配是这样的：六弟、九弟在省城长沙读书，开销较大，给二十六两，四弟、季弟学费六两，买漆四两，欧阳太岳母奠金四两，还余十两。曾国藩让叔父将这十两银换成铜钱，分送给亲戚族中最穷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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