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的长乐宫,当王政君把传国玉玺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也天崩地裂了一般,狂风怒号,马嘶虎啸,一个旧王朝黯然褪去.可是,本该弹冠相庆的新王朝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朝堂上反而弥漫开了一股不详的气息。王莽坐在皇位上,静静看着残缺了一角的玉玺。这尊玉玺是当年秦始皇命李斯与孙寿用和氏璧打造的,算起来,已经二百年有余。二百年过去了,人们经历了秦末混战,经历了文景之治,也有过罢黜百家的巨变,有过桑弘羊改革的震荡,历史再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像每一个王朝的结尾一样.公元八年的中国天下大乱,不断扩张的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流民涌现在了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他们四处游荡,胆小的饿死,胆大的成了盗贼,或者加入农民起义军.
中国大地上仿佛压抑着一股暗流,荒芜的土地下埋藏着的不是种子,而是喷薄欲出的血浆。
就在这时,众望所归的王莽登上了帝位,改国号为‘新’。
政治经验丰富的他知道,中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他要着手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改革,这场改革会使天下归一,再也没有贫富之分,鳏寡孤独有所养,男女老少有所从。
王莽坐在皇位上,心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微微颤抖了起来,我等了二十年,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会去做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秦皇汉武没做到的我能做到,我将会成为与日月同辉的千古一帝。
夕阳映在他努力抑制着激动的脸上,风吹起了他的衣角,王莽端起了残缺一角的玉玺,盖印在皇帝的第一份圣旨上。
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西汉,王莽的人气与威望那真是山呼海啸,众望所归,全国上到公卿下到农民,都一致认为只有他才能拯救日渐没落的西汉王朝。
在他因为政治斗争被迫闭门谢客的时候,数十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请他重新出山,上百万份奏折与请愿书摆到汉哀帝的案头,要求恢复王莽官位。
在他看来,商鞅变法祸害了中国上百年,使得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产生了严重的阶级矛盾,想要拯救社会的唯一办法,就是托古改制。王莽托的这个古,就是《周礼》。他即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整体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部分,官制、田制和币制。汉代官制基本承袭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国家权利被分为了行政、军事、监督三项,再呈金字塔型向下分配,层层制约,互不相扰。不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世家大族权利逐渐扩大,门阀垄断了官员替补,制度僵化,行政体系效率低下,像一个运行了五十年的发动机,已经无法再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更可怕的是,这些大家族还掌握了天下大多数的田地、金钱,蓄养奴隶家丁蔚然成风,他们的兴起,对中央王朝是一个不小的威胁。王莽把改革的手对准了这些门阀士族。
首先,他废除了三公九卿制,恢复西周官制,也就是《周礼》中记载的极其复杂的内服制度。
这项改革是有问题的。
三公九卿制的确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可这不代表着西周的制度就可以解决三公九卿存在的问题。
就像家里的旧彩电坏了,你却换了一台新的黑白机,还不如之前的旧彩电呢。
所以王莽对于官制的改革是有点雷人的,用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学者型政策,太过于理想主义。
但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
王莽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居然恢复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按每人一百亩的标准将天下田地重新分配。
我们知道当年商鞅废除‘井田制’的原因是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大大提高,每个人的耕种面积也大大提高,井田制这种“千耦其耕”的方法适应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被小农经济所淘汰。
这项政策看着没错,但却有致命弱点,就是对政府力量的严重高估,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政府说到底是人组成的,人的反应不可能与市场变化同步变化,汽车要撞上,司机还不知道打方向盘,只能跟世界说拜拜。
果不其然,当时市场在政府百分百的干预下,出现了严重的脱轨,商业随即崩溃。
商业的崩溃带来的是农业的大崩溃,王莽改革瞬间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后勤部,起义军愈发壮大,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可此时的王莽却将矛头对准了周边国家。
许多人说王莽是穿越者的依据也由此而来。
他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降奴服于”,这无疑替无数管朝鲜叫“棒子”的仁兄出了口恶气。
可在当时,这一句斗气似的称呼带来的是无数白骨埋葬边境,各族关系迅速恶化。
后来民主革命时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而王莽国内改革水深火热之余还用迷之自信挑衅外邦,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想转移国内矛盾,就如同汉武帝改革,就是在对外战争触发国内巨大向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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