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历史爱好者，对于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争议一直都未曾停息。从历史的结果来看，隋炀帝将其父隋文帝杨坚创建的大好江山尽数糟蹋，“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集凶残、暴虐于一身，暴君无疑。而就其个人能力而言，隋炀帝也算“功业隆显”，才艺过人，政治军事等方面也可称为一家。
杨广在位十四年，所为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便是三伐高丽。此事的后果便是国内叛乱四起，最终直接导致隋朝的灭亡。另外一件常用来形容他滥用民力便是今天将要讲述的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之事。
由于历史结果的认定和后世唐太宗群臣对隋炀帝的刻意诋毁，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常便被视作不恤民力、贪图享受的罪证。可是再仔细忖度这段历史，切入到当时隋朝所处的国家形势，结合大运河后为世所创之功，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评价决不可如此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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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登基不久后，便于大业元年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前后历时十月，据传征调民夫千万余人次。同时在建造东都之间，又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杭州)，耗费民资无数。
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任何国家大规模工程的建设都会施与底层人民难以承担的压力，而这些大工程的功能又不能在一时迅速得以体现。因此每一次大规模征调民力都会成为史家笔下的暴政，但实际的功效却被后世享用。秦修长城，汉据制虏;隋凿运河，唐盛一世;元修黄河，明承其衰。
但舍弃从历史结果武断评价功过，考虑到隋炀帝的历史环境，我们却发现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必为之举。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平定南方统一全国后，并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的太平。历经数百年分裂的南北地区，各方面都出现了短期难以磨合的裂痕。而隋文帝又坚持”关中本位“政策，关中、关东以及南北再次形成政治上的对抗，叛乱如同惯性一般在南方各地频繁爆发。开皇十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将杨素历经百余战才得以平定。十七年，桂州李光仕反，同年七月李代贤反，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一直到隋炀帝即位之后，两广一带少数民族仍时有聚乱。可以说，有隋一代数十年中，一直都面临着南方持续的威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维持国家大一统，促进南北文化融合和国家的稳定，重新融入到汉文化圈之中，隋炀帝继位之初便抛弃了自西魏至隋初立国根本——关中本位政策，其形式上便体现为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同时开创科举吸引人才。不难想象，此举极大削弱了关陇贵族的传统权势，自然会引起不满。
放弃了关陇军事优势同时又引起权贵的不满，其所导致的结果看看隋炀帝最终下场便知。而后的唐朝李渊父子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积极进取长安后便紧紧抓住关中军事优势，严守关中本位政策，迅速建立优势进而统一全国。但是关中本位政策已难以符合国家统一后的治理，所以唐代初期也不断进行着磨合，直到后周武则天时期因更大的政治需求才彻底将其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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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隋唐兴亡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关陇集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五胡乱华时期。中原主要政权西晋遭受七年的八王之乱，国家实力大为受损，塞外五胡趁中原衰弱之际，纷纷举兵入侵。五胡乱华之后，中国北方几乎全部处于五个少数民族统治之下。
但由于在当时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对于一个试图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政权而言，积极吸收融入汉儒文化尤为重要。
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后，为求国家昌盛一统，北魏孝文帝深刻认识到拘泥于关陇一带不利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于是力排众议，于公元495年从山西平城迁都中原腹地洛阳。同时改汉姓、习汉语、穿汉服，全面步入汉化阶段。
但此强势改革却迅速拉大镇守边疆的六镇将士与都城贵族间的差距和隔阂，最终于公元523年爆发六镇起义，迫使强大一时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东西魏的分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汉文化极大的倒退，统治者阶级重新恢复鲜卑族的固有姓氏和文化传统。东西魏后来又蜕变为北齐和北周，其中由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政权“窜割关陇一隅之地……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陈寅格先生的这段评述说明北周政权坚持以关陇本位政策为主，拥有了这样的军事优势才成就了北周宇文氏霸业。
而后杨坚篡周立隋，虽然仍然坚持关陇本位政策，但已经开始接受并融合山东(崤山以东)文化。杨坚自续家族为弘农杨氏，摒弃北周所赐鲜卑族姓，以华夏文化继承者自居。但杨坚的改革幅度较小，直到隋炀帝继位后所为才彻底触动关陇权贵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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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营造东都、开凿大运河除了上述政治目的外，还基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经济发展。
营建东都意味着政治中心东移，而政治中心东移的基础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关中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因其天然地理优势而有“四塞之国”之称，张仪曾言此处“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多饶”。一直到秦末刘邦更是据此天险之国击败项羽，开创一代强汉。
然而关中地势不变，可土地终有限。自东汉以后，随着国家休养生息，步入稳定安宁，关中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土地开垦过多，导致关中田地沙化极为严重。而土地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随着东南国境的开发，古代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区已由关中转移至山东(崤山以东)，唐末宋初又逐渐南移。
随着关中地区经济的衰退，事实上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强盛统一王朝的国都了。但统一后的隋朝继承北周旧制，基于各方面考虑以关中长安为都是实不得已，所以隋文帝在位期间竭力建设关中水利。而嗣位的隋炀帝已然明白关中经济复苏的不可能性，便彻底放弃了对关中经济复苏的努力，转而以山东和江南发展为主，这也是为何杨广在位期间，基本不在长安居住同时又大力迁户于洛阳的原因。
在熟悉这段历史的背后，可知将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归结于暴政已然不合适。对于大运河的积极作用，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写诗赞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攻不较多。
大运河的开凿将中国南北连成一体，其客观事实上的积极意义，历经唐元明清千余年均可力证。
但若为此而替隋炀帝暴君身份洗白则难以为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其亡国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随着隋朝的发展壮大，政务日渐增多，隋炀帝却开始“不遵法度，骄奢荒怠”。同时又自视甚高，滥杀无辜，赏罚无度，连被称作“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的能臣高颖都难逃一死，其他旧属大臣、黎民百姓更是视为草芥。
大隋君行如此，纵然功秋万世，都是嫁作他人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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