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南北朝军事对抗与冲突而言，晋宋之际是一个关键时段，当时南北双方战争频繁，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东晋之末，刘裕凭借北府集团的军事力量，先后主动北伐山东与关中，消灭鲜卑之南燕和羌人之后秦，连凶悍之北魏也不得不一度避其锋芒。刘裕北伐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其个人的威望，积累政治资本，以顺利代晋建宋。但从其北伐成效而言，刘裕取得了东晋以来前无古人的军事业绩，虽然关中得而复失，但刘宋控制了黄河以南及山东青齐地区，这是东晋南朝南方诸政权中疆域最为辽阔的。
然而，刘裕过世之后，北魏牢固地控制了河北地区，太武帝拓跋焘逐一消灭了十六国残存的诸胡政权，完成对北方的统一，进而不断用兵河南，蚕食刘宋的北方领土。其时，宋文帝刘义隆励精图治，“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南史》卷二《宋太祖文帝纪》也称：“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面对北魏的军事攻击，宋文帝时期一再组织北伐，意在夺回河南失地，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规模与声势甚巨，但结果却遭到严重失败，刘宋从此失去了对淮北的军事控制，刘裕所取得的军事业绩基本丧失，与北魏军事对抗的均势被打破。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论云：“高祖劬劳日昃，思一区宇，旍旗卷舒，仅而后克。后主守文，刑德不树，一举而弃司、兖，再举而丧徐方，华服萧条，鞠为茂草，岂直天时，抑由人事。”宋文帝以鼎盛之国力而兴北伐之举，何以屡遭之失败，其影响如何？本文试图就此略作专题考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宋文帝元嘉时期之北伐活动及其失败
宋文帝元嘉时期分别于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发动三次北伐，目的在于与北魏争夺对河南的控制权，恢复和巩固刘裕北伐的成就。刘裕永初末和宋少帝刘义符景平中，北魏开始大规模用兵河南、山东等地，蚕食黄河以南之宋境。《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永初三年底北魏攻河南虎牢，“镇北将军檀道济率水军北救”。《宋书·少帝纪》载景平元年二月“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尽管刘宋守军艰苦奋战，但面对北魏的攻势，河南重镇滑台、陈留、虎牢等城一度失陷，“泰山诸郡并失守”。《宋书·索虏传》载刘宋派遣檀道济领兵出征，道济集中兵力，“先救青州”，“虏闻道济将至，焚烧器械，弃青州走”。在河南诸城的争夺中，刘宋军队损失严重，如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而虏增兵转多”。由于“虏众盛，檀道济诸救军并不敢进”，以致“虏既克虎牢，留兵居守，余众悉北归”。通过这次宋魏战争，北魏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攻占了河南部分地区。而对刘宋而言，即便名将檀道济出援，不仅面对北魏退师而不敢贸然追袭，甚至惧敌强盛而“诸救军并不敢进”。宋魏之间军事对比的天平已开始向北魏倾斜。
宋文帝继位之后，在清除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后，便着手部署针对北魏的军事行动。《宋书·索虏传》载文帝派使臣告魏主拓跋焘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拓跋焘则怒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又载：“太祖践阼，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凐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犄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
便速备办，月内悉发。'”面对刘宋的军事攻势，北魏初“悉敛河南一戍归河北”，但至元嘉七年十一月，“虏大众南渡河，彦之败退，洛阳、滑台、虎牢诸城并为虏所没”。诸城之攻守，以滑台之战最为激烈，《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台，为虏所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由于到彦之在河南处境艰难，有全军覆没之虞，于是宋文帝又派檀道济驰援接应。《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载：“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宋文帝此次北伐，到彦之失败惨重，由于檀道济的援救，部分兵士才得以南归，从此，在宋魏军事对抗中，刘宋已处于退守之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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