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蔡京有点干才,做过实事,但蔡京也绝不是什么好鸟。他任相那些年,为巩固权位,他几乎把人给得罪遍了,几乎把坏事做绝了。
为了巩固地位,为了与宋徽宗在政见上保持了高度一致,蔡京通过打击反对改革的元祐大臣来表态和站队。他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请皇帝亲书碑文,刻于石碑,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称“元祐党籍碑”。他自己又再书写,颁布天下,让全国各地翻刻。对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已故者,依然毫不放过地丑化。对于黄庭坚、苏辙等在世的同僚,则远贬至宜州、雷州,黄庭坚等许多大臣均被贬死他乡。
在君主专制时代,邀宠或能得意一时,但邀宠者也往往不得善终。当金兵南下,当宋徽宗去位,蔡京的末日也便到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赶紧传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继位于北宋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必须找到把国家糟蹋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于是,蔡京成了众矢之的。
宋哲宗靖康元年(1126),年届八十、昏耄衰老的他,先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再贬崇信军、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贬韶州、儋州,一年之内,连贬五地,这在北宋贬官史上也十分罕见。当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最后贬所未到,竟客死于长沙城南东明寺。
蔡京死前几天曾作《西江月》一词:“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这首词既是他辉煌一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被打入地狱的深刻反思,句句刻骨,声声泪下。
《宋史》把蔡京列入了“奸臣传”,说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宋钦宗时期的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把蔡京定性为朝廷“六贼”之一、奸臣之首。这基本形成了后来人们对蔡京的印象,认为他是误国奸臣,若不是他惑乱君主、结党营私,北宋或许不会亡国。然而,王夫之在《宋论》中,却认为蔡京还远远够不上“奸臣”之称,他认为能堪称奸臣的,像李林甫、卢杞、秦桧等人,“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
而蔡京与这些宰相比起来,其权威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任相伊始,皇帝案上弹劾他的奏折就从未断过,陈东等几个草泽之士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至于“胁持人主”,则更是无稽之谈,宋徽宗三次让他致仕退休,就是明证,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有什么机会让其“胁持”?
所以,就威权和地位来讲,蔡京不过是一个不断满足皇帝欲望、哄皇帝开心而巩固其权位的“弄臣”而已。的确,蔡京是以弄臣形像出现在宋徽宗面前,获取他的欢心的。宋徽宗有一次生日,想在生日宴上用玉杯、玉盏宴请大臣,又因太奢华,怕人闲话,便与蔡京商量。蔡京说,我当年出使契丹,契丹人就曾用玉盘、玉盏在我面前夸耀,说宋朝无此物。今在皇上生日用用,符合礼制。事情只要合理,何畏人言?陛下贵为天子,应当享尽天下荣华,受尽万民供奉,区区玉器,何足挂齿。
说得宋徽宗连连点头。此禁一开,其他大把烧钱的高消费,便顺理成章了。于是,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真是花钱如流水。而宋徽宗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潇洒感觉,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享受。当他看到蔡京通过专卖改革给他带来的巨大财富时,他竟然高兴地对左右说:“这是太师给我的俸料啊!”贪婪之相毕现。
蔡京的确是一个干才,但他的才干却用在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上,他只能算一个颇有才干的弄臣。他之所以成不了奸臣,是因为他既不能“弹压百僚”,又无法“胁持人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宋之亡,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帮凶,算不得罪魁,把帐算在蔡京头上,那是高估了他。
但是,加速北宋灭亡更直接的原因,是竭泽而鱼的盘剥和荒淫无度的奢侈。无论是让百姓民不聊生的花石纲之役,还是让丰盈的国库再度空虚的营宫建观、垒山造园,无不是满足宋徽宗的一己之私欲,宋徽宗的享受,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在为一个人的奢縻运转,群臣百官在为一个人的享受搜刮,全国无数黎民百姓在为一个人的私欲艰辛劳作,其苛政可用敲骨吸髓,刺血济饥来形容。就这一点来说,宋徽宗才是葬送北宋王朝的真正祸首,足以堪称“奸帝”。
靖康元年底,金人铁蹄踏破汴京,宋微宗、钦宗成了阶下囚,被掳北去,押送途中,受尽凌辱的宋微宗,也写下《在北题壁》一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此情此境,此心此感,也是句句刻骨,声声泪下,与蔡京当年的逐臣感受,堪称异曲同工、感同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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