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武则天是个英雄，怎么就让这十二年光阴稀里糊涂地荒废过去了？我想，要分析武则天为什么没有得到唐太宗的欢心，先得分析一下唐太宗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唐太宗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有一个女人是唐太宗终身爱慕的，她就是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是唐太宗一生最敬重的女人。她从小知书达理，十三岁时嫁给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常常想和她探讨国家大事，但是，长孙皇后总是避而不答，她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预闻政事？”意思是母鸡打鸣那是家门不幸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可以干涉国家大事？因此，无论唐太宗怎么问，她都三缄其口。那么，长孙皇后是不是一个只关心柴米油盐，对政治一无所知、不感兴趣的人呢？当然不是。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个少年英雄，在他当秦王的时候，和父亲李渊一起东征西讨，建立了赫赫战功。李渊集团最大的几个对手窦建德、王世充等，都是李世民拿下的。功劳大了，他的野心也就膨胀了，不甘心只当秦王，他想当皇太子，进而当皇帝。在野心的驱使下，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父亲唐高祖李渊的矛盾与日俱增。在这种宫廷危机的紧张氛围中，长孙氏怎么办呢？她谨小慎微，非常卖力地孝敬李渊，讨得他老人家的欢心，同时委曲求全地拉拢李渊身边的妃嫔，和她们搞好人际关系。这有什么用呢？其实这等于在李渊身边安插了许多眼线。这样一来，李渊和其他儿子的一举一动，都尽收于李世民的眼底。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长孙氏在李世民获取敌方情报方面立了大功。
第二，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世民与父亲、兄弟的矛盾已经白热化，要兵戎相见。李世民亲自上阵，长孙氏则在秦王府鼓舞将士，勉励他们奋勇杀敌。在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玄武门之变一举成功，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长孙氏也因此成为皇后。
第三，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励精图治。他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常常虚怀若谷地跟大臣们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提出来，要直言己见。”臣子中魏徵做得最好。魏徵是个有名的谏臣，给李世民提意见是他的职责，而且他说话直截了当，经常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天在殿廷上，他终于把唐太宗惹恼了。唐太宗回到后宫后怒气难平，越想越气，觉得自己颜面尽失，自言自语道：“会当杀此田舍翁！”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收拾掉！长孙皇后听到这句话之后，不言不语，娉娉婷婷转身进屋，不一会儿穿着厚重的朝服走出来，对着唐太宗行跪拜之礼。朝服那可是皇后在重大场合穿的大礼服啊。唐太宗吓了一跳，忙问：“皇后为什么要对我行此大礼呢？”长孙皇后说：“妾闻君明则臣直。”如今魏徵敢于直言进谏，说明您是个非常英明的皇帝啊，所以我特意向您表示祝贺！唐太宗听了龙颜大悦，同时也明白了皇后的用心：皇后这是在劝谏自己，做皇帝要有气度，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哪能为了一点小事就要杀人呢！
第四，长孙皇后是一个很贤德的人，但是由于太操心，身体又不好，三十六岁就撒手人寰了。她病入膏肓的时候，无论皇帝还是太子都十分着急。病笃乱投医，太子承乾出主意说：“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想要赦免犯人，再多度一些僧人，为她祈福延寿。可是长孙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表示坚决反对。弥留之际，她对唐太宗说：您千万不要重用外戚，现在我娘家人都已经当官了，可是您千万不要让他们当位高权重的大官，“慎勿处之权要”。为什么呢？因为自古外戚干政没有好结果，您要真对我好，真对我娘家好，就别给他们干政的机会。她还说，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厚葬。我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无益于天下;死了，怎么能让国家浪费资财在我的葬礼上呢。真是一个简朴而又识大体的皇后典范。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历经变幻。先秦时期的官员选拔，大都是依靠世袭制。如果一个人在建国之初立下功劳，被封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儿子来继承大夫的职位。当时，诸侯的封地叫做国，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这种世袭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国之君，如果贤明那还罢了，如果昏庸，可就为祸不浅。一个平凡的傻子，最多不过是在家里乱搭乱闹，可一个国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祸害到成千上万人了。可关键还是，许多的昏君，不认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的人当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当成是国家的忠良。世袭制度，流弊广矣。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主要靠推荐。推荐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汉代特别推重孝道，于是汉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顺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说，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门，有一定道理。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一般来说，也能够终于国家，爱护百姓。秀才则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说儒家的经典，《尚书》《诗经》什么的。相对而言，推荐为秀才的比较少，推荐为孝廉的比较多。翻翻《后汉书》，绝大多数官员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条路。
为什么呢？因为孝廉比较好作假。秀才必须精通典籍，两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顺不孝顺，关键是看父母乡亲的评价了。可是，在历朝历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汉代，孝顺就可以当官，越孝顺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扬，既然有实际的利益，那么父母邻居也就会参与造假了。于是，推举制度的弊端也出来了。推举过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说他是孝顺那就是孝顺，而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风气为之一边，科举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专项考察。而当时最受人看重的就是进士科。当时有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就算是年纪大了，而五十岁考中进士，那也算是年轻了。据说，在唐太宗时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参加进士考试，可是录取的有多少呢？不过是二三十人，录取比例不到3%，可远远比现在的高考，甚至是硕士、博士难考多了。而当时能够来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本身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录取的进士不过是五百来人。纵观整个唐朝，一年录取的进士科人员，不超过三十四人。
既然录取人数如此之少，为何几百年来，还有人趋之若鹜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从录取进士科之后，出仕会非常方便。唐朝的许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于进士科。如王勃、王维、刘知几、陆贽、颜真卿、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唐朝许多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进士科，因此后人称进士科为“将相科”。在史料中还记载了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话：“我虽然富贵过人，但大遗憾，头一件就是不能以进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将相高位，如果不是由进士出身，依然会心有余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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