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李煜，人们在佩服其文学上辉煌成就的同时，难免慨叹其作为乱世君王的失败。然而，在南京晓庄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授许春在看来，说李煜是面对进攻坐以待毙的昏君，是“不符合史实，也是极不公平的”，不能因为最终失败就忽略不计他曾经作过的抗争。
南唐后主李煜是五代词坛最为璀璨的明星，这一结论向为众多的文学史著所采纳，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与此同时，也同样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个庸才，尤其是说到他面对北宋的军事进攻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困守金陵束手无策，兵临城下还全然不知，城破之时尚在听僧人讲经，终至肉袒出降。那情景与隋灭陈之日，陈后主坐以待毙惊人相似。
如刘大杰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有关段落中说：
“他(李煜)即位时，南唐已奉宋正朔，穷处江南一隅之地，宋朝时时对他压迫欺侮，他的大政方针，只是用金银财宝去犒师修贡，以谋妥协。……开宝七年，宋将曹彬伐南唐，次年冬，陷金陵。南唐的军队一点抵抗也没有，就是后主自己，事前全不知道，等到兵临城下、内外隔绝时，他还在净居寺听和尚讲经。到这时候，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杀殉国，一是肉袒出降。结果他是走了第二条路。”
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两先生所著的《中国诗史》，以及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都有相似的记述，沿袭了同样的说法。这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介绍李煜的共同点就是政治上毫无作为、军事上绝无抵抗的亡国之君。
上述文学史著，都是在介绍“词人李煜”的大前提下来加以叙述的，不宜苛求考订全面，但是在一些相关的史学著作中，对李煜在南唐亡国前抗击北宋的情形也是语焉不详甚至略而不书。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引窅娘的故事印证李煜的荒淫，以潘佑之死印证他的拒谏，突出他是“十足的亡国之君”。而至于南唐之亡，仅用一句话交代了结局，读者是无法从此书获知北宋用兵经过，也无从得出其他结论的。
被忽略的真相：
南唐固守南京城一年之久，令赵匡胤一度想撤军
至于南唐李煜方面曾否有过抵抗问题，上述各书都是不着一字，这是很不公允的。因为事实上，南唐方面对于北宋的进攻曾经有过反复的抵抗，这在宋人陆游的《南唐书》、马令的《南唐书》、龙衮的《江南野史》以及《钓矶立谈》等史书里均有相关的记载。清代毕沅招徕一批著名学者修成的《续资治通鉴》中，对于此事搜罗丰赡，排比也最为清晰。结论清楚表明：李煜对于这场战争不是一无所知、一筹莫展、一无抵抗。恰恰相反，他对于这场有关他的国家生死存亡之战是有战略思考和战术安排的，他亲自作了许多军事部署，也曾取得一些战果。这些事实不应该因为他最后失败了就一笔抹杀。
首先，对于如何抵挡宋军，李煜显然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续资治通鉴》说：“初，陈齐、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这表明李煜是以“坚壁固守城池来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作为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的。从当时宋与南唐的兵力强弱悬殊来看，这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因为对宋军来说利在速决，对南唐来说则是利在持久。既然无法阻止宋军渡江南下，又无实力全面防御与之捉对抗衡，因而采取“坚壁以老宋师”的谋略是正确的也是取得了一定实效的。正是李煜有了这样的总体谋划并有所布置，所以宋军入境时他并不惊慌失措，这与“事先全不知道”完全是两回事。应该承认，固守也是抵抗，而且是弱者的有效抵抗手段。
其次，从战争过程来看，南唐军队绝非“一点抵抗也没有”。宋军于开宝七年(974)冬十月正式出兵，直到开宝八年(975)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才攻破金陵迫使李煜投降，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这与当年隋军仅用3个月就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的灭陈之战相去甚远。而且宋军初期进展甚速，曹彬等人于开宝七年十月乙亥“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34天后的闰十月就攻入池州，接着下当涂、占采石，到十二月就已进兵到金陵的近郊白鹭洲。然而，宋军屯兵金陵城下达一年之久，这表明战场形势曾经有过逆转，至少是有过相持不下反复拉锯的情形。据《续资治通鉴》记载，从开宝七年十二月己酉到次年二月癸丑的这64天之间，曹彬等在白鹭洲先后两次击败南唐兵。这也表明即使不是白鹭洲曾经易手，至少也是南唐兵曾经发动过反攻。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州之战和武昌之战。
另一个间接证明是，南唐曾于宋军攻占金陵关城的开宝八年二月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张确等30人。这表明南唐方面有可能一度收复了关城，至少当时战局曾有所缓和，否则哪有闲工夫来举行科举考试呢？
而史书里之所以看不到宋军所占之地被南唐夺回的记载，是因为记述北宋灭南唐的原始史料大多出于宋人之手，不管作者的真实想法如何，都难免要为北宋统治者夸胜讳败，因而史料呈现的便是同一地点的反复占领。而为了避免后人误解，作者不仅把年月日排比得清清楚楚，而且行文用词也尽量予以区别来提醒读者。
至于明确记载南唐反攻的则有采石矶浮桥争夺战：开宝八年正月，“江南兵水陆十余万，背城而阵。时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济，大兵随之，江南兵大败。江南复出兵将沂(溯)流夺采石浮梁，美旋击破之。”此外，南唐方面还在鄂州(今湖北武汉)、溧水、袁州(今江西宜春)、宣州等地以及长江中与宋军作战。
正是这些地方的反复争战，牵制了宋军的力量，导致久围金陵而不能下，甚至使赵匡胤产生动摇，一度打算撤军休整。《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八年秋七月辛未朔条说：“时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湿，秋暑军多疫，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休士马，为后图。(卢)多逊争不能得。”当然，后来此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施。
从上述情况可知，南唐军队面对北宋的强大进攻，曾在境内各地反复争夺相抗，最终是在历时一年有余的艰苦征战之后才得以攻破南唐京城，这怎么能说“南唐的军队一点抵抗也没有”呢？又怎么能说宋军“毫不费力地便打下了金陵”了呢？
李煜曾亲自作出多个重要部署，可惜缺乏知人之明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抵抗只是军事部门的行动，和李煜本人是两回事。其实，李煜本人在这场战争中也是尽其所能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的。他亲自作出的重要部署至少有以下五点：
其一，当张洎说“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后，李煜确是说了句“吾亦以为儿戏耳”。然而这只是随口一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将此事当作儿戏。《续资治通鉴》中记载，此后，他很重视地调动了水陆两军合计两万兵力前去抵敌，还亲自提醒二位领兵将领，要互相配合作战。可见他这时对宋师渡江并不是“丝毫不晓得”。遗憾的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步军先战，水军却拥兵不救，终于大败。
其二，李煜曾亲自致书吴越王钱俶，离间吴越和北宋的联盟，称“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这一措施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他的话也说到了要害之处。只是由于强弱异势和原有积怨，结果是钱俶出卖了他，把信交给了赵匡胤。李煜没能摆脱遭受东西夹击的窘境。
其三，李煜曾下令戒严备战。《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开宝七年十二月“金陵始戒严，下令去开宝之号。”陆游的《南唐书》中记得更加明确，此令是李煜得知宋军渡江进攻并占领池州后所采取的措施，时间早在金陵城陷落的一年以前。
其四，李煜还曾多次召大将朱令赟入援金陵，“拥十万众屯湖口”，可惜朱拖延了5个月才行动，最后又未能取胜，终致金陵孤城无援而陷落。
其五，李煜也认识到东面京口(今镇江)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任命亲信刘澄前去驻守。本想有得力的心腹固守京口，与金陵互为犄角，有利于持久抗击宋军。不想，刘澄却早已心怀二意，即使李煜派人前去增援，他仍然举城降敌。
这些都说明李煜缺乏知人之明，所用非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得出他“坐以待毙”的结论。
综上所述，北宋出兵南下以后，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是不可能不闻不问继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的。事实是，他在“坚壁守垒以老宋师”的决策指导下，曾组织反复抵抗，也曾取得迫使北宋一度打算撤兵的明显效果。只是由于客观上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加上主观用人不当等失误，最终还是被迫出降。而这些表现，和同是亡国之君的陈叔宝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算真有听和尚讲经之事，也只能解释为在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而面临肉袒受辱之时，为求心理安定的一种无奈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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