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
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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