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
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
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五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西子丛话》中。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
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
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
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甚至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着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惟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位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于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而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的，却是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却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然而晋王得赏后却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却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而朱棣却凭此举，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可谓一举多得。
但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终只是个“柱石”，却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扶出水面的同时，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三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
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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