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复国运动”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韩山童打出“宋徽宗八世孙”旗号，他的忠实属下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朱元璋的“复国主义”高明在哪里呢？
在元末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朱元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这不光是他的名字打眼——“诛元”之“男子汉”，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复国主义”旗号最鲜艳。其中核心一点，是朱元璋展现了“形象工程”大师的本领——把自己塑造为“仁道使者”、把自己的军队成功打扮为“正义之师”。
在朱元璋起事前，各路造反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农民军的旗号与素质良莠不齐，相当多的军队名声并不好。“妖人”是很多官民对第一义军——“红巾军”的称呼。政府官员侮辱造反的反政府武装很正常，但为什么许多百姓也认为韩林儿、刘福通的军队是“妖”。这里，就有他们“自作孽”的成因了。作为“打响反元第一枪”的红巾军，其意义和影响力，任何义军无出其右。所以，就连志在天下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先期投奔于此，打着人家的旗号，一直做到“左副元帅”。但红巾军是以弥勒教起家，一开始就注入了“妖言惑众”的元素。也就是说，红巾军起点早、占得了造反的先机。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高，弥勒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弥勒下生成佛”，“新佛”反旧佛“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红巾军的创始人韩山童，虽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打起的是“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但使用的手段是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埋伏”独眼石人，自编自导自演。并在发布起义宣言里，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的内容，俨然是“天外飞仙”。这些手段，用于造反当初，浮动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规划”，则必然“有限”，时间一长，甚至“过时”。因为“嗜杀”云云，“东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免于恐惧的更光明的未来。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随着军事胜利，政治的一大升华，就是意识到了红巾军这面精神旗帜的局限。当他初成气候，打出北伐檄文时，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朱元璋最收揽天下人心的口号，是先于孙中山600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驱逐鞑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恢复中华”不是要压迫蒙古人、色目人，而是恢复中华的道统，恢复中华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立纲陈纪”，就是要重新建立秩序，新秩序是什么？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纲纪。“救济斯民”，是四句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关键、最能吸引民心的一句话。就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朱元璋生活起于社会底层，曾经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他在濠州，在“钟离之东乡”，房无片瓦，地无一垄，他看到过那些官员和富民是如何欺压百姓，他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知道百姓的期望在哪里，所以他在口号中加上了这句话，宣扬要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的、有传统秩序的，能够使百姓过上安定生活的社会。为了标志“正统”，朱元璋自觉向“儒家标杆”改造自我及其军队。朱元璋身边有很多儒者，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都是饱学之士，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朱元璋通过他们，将军队注入了正统的儒家仁义之师基因。
朱家军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向着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在统一中国的前一年，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将“名誉领袖”小明王韩林儿沉于江，不仅免除了“皇位争夺战”的隐患，也就此标志着朱家军与红巾军彻底决裂。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给朱元璋旗帜大添“艳丽”。成为“复国主义”最鲜艳旗帜。从而换来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朱元璋的复国主义旗帜，为他聚揽了百万雄师。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铁甲25万大军誓师北伐，出征前，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士兵和将领们慷慨陈词：“天道好还，人心效顺”。俨然已经成为复国主义的正统。朱家军奋勇北伐，振奋人心口号下所向无敌，北方汉族纷纷起义，迎接王师北定中原。公元1368年9月14日，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率几十万大军冲进元大都，汉民族第一次光复时刻来临，崖山之后再现华夏。无疑，这是朱元璋“复国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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