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方称他为中国唯一懂点军事的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他手中废除，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又是他一手创立。他打造了中国最大军政集团——北洋系，开启了中国的军阀时代。
袁世凯也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可以称得上是晚清一位务实干练的能臣，而且之后加入改革派，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了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都有极大的贡献。然而袁世凯只有当臣之才，却无为君之能，加上他不切实际的皇帝梦，使得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给中国本已伤痕累累的历史又划上了一道伤口。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刚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时倒下了，为他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立即把他送进了医院。两天之后，这位缔造中华民国的功臣就在民国政府成立仅仅一年时黯然离世，年仅32岁。
宋教仁人是谁，相信熟知民国历史的读者一定不陌生。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担任临时政府的法制院长。他曾在民国唐绍仪内阁中出任农林总长。正是他联合五党组成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而他也是国民党的实际领袖。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
宋教仁之死对于刚刚建立的民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宋教仁逝世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在近代史上政治人物被暗杀几乎是常见的，但各界反应之强烈以宋教仁之死为最。
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上海都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愤怒，无数素不相识的人自发地赶到宋教仁逝世的医院对逝者表达哀思。两天后，当宋教仁不治身亡的噩耗从医院传出之后，整个大上海都被笼罩在悲凉而激愤的氛围中了，吊唁者更是络绎不绝。当宋教仁的灵柩安葬之时，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举国上下，唯有一个人最为兴奋。在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在假惺惺地表示哀悼、愤怒的同时，抑制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这个人就是袁世凯，民国政府第一任正式总统。
袁世凯韬光养晦
1859年，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官僚世家。和大部分读书子弟一样，他也摆脱不了世俗的影响，功名利禄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可惜考了两次科举都没中。不过，袁世凯的父亲有一个好友名叫吴长庆，当时正担任赫赫有名的淮军统领，于是袁世凯立即找到了父亲的这位好友。在吴长庆的通融下，袁世凯在“庆军”的营务处当上了会办。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于是请求清廷出兵平乱。由于当时朝鲜与清朝有宗藩关系，吴长庆领兵前往镇压。于是袁世凯便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这时候的袁世凯在清军里已经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了，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于是23岁的袁世凯便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而仅仅过了一年，1883年，就升为浙江温处道。
不容置疑，袁世凯刚刚年过20就升职为温处道，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个有能力的人都能这么官运亨通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袁世凯很聪明而且熟谋略。
关于袁世凯熟谋略，当时的清朝贵族察存耆曾这样对袁世凯的笼络人心、阿谀奉承进行了描述：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袁世凯拜访我父亲。我因为平日在报上见过不少关于袁官保(袁世凯)的故事，想见识一下，遂进客厅上前请安。
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般离开座位，也抢前几步，一边对我还安如礼，一边口中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
他半侧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去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的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这时袁世凯便问我说：“经书都读了吧？”我说：“现在才读了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于是，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从小细节上足以发现袁世凯逢迎拍马的功夫是多么了得。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在朝鲜当了10年官的袁世凯回到了天津。在他回国的第二年，即1895年，清政府就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了。清政府认识到了新式陆军的重要性，于是荣禄、李鸿藻奏派袁世凯到天津，扩练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正是这次任命，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在这里他培植了一批后来成为民国风云人物的亲信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曹锟、张勋等。
到达天津小站后，袁世凯积极行动起来。一天，张之洞到小站视察，他发现部队中到处弥漫着对袁世凯的个人迷信，每个士兵都把袁世凯比作“衣食父母”，而且部队的营房里到处都挂着袁世凯的肖像，张之洞大为不解。
袁世凯得意洋洋地向张之洞炫耀说练兵的事，表面上看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能让士兵“绝对服从命令”就行了。而让士兵绝对服从的手段就是，袁世凯经常派人到各营演说，向士兵灌输自己是所有士兵的衣食父母，大家都是他养活之类的鬼话。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袁世凯笼络人心的手段。当时，他的手下有个叫阮忠枢的文案，喜欢上了青楼的一个妓女，于是准备买回来做老婆，结果让袁世凯知道了这件事，认为没面子的袁世凯痛骂了这个下属。
但过了一段时间，袁世凯却秘密派人将那个妓女赎了出来，然后收拾了一个华丽的房子，让妓女人住，自己亲自带着这个文案到了新宅里。从此这个下属对袁更加忠实效劳，甚至在袁称帝失败，落到了国人皆日可杀的地步的时候，阮还在四处活动让袁留任大总统。
从袁世凯甲午战争前回国，到他被派遣到天津小站操练新式陆军之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件事，可能就没有袁世凯的新式陆军，也可以说就没有他的飞黄腾达，以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乃至中华帝国的皇帝了。这件大事就是戊戌变法。
1898年4月23日，主张变法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但是由于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严重危害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利益，因而遭到了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些顽固势力中就包括大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随着变法的深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并且形势进一步恶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守旧势力开始预谋政变了。有所察觉的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但他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军权。这时候他们想到了袁世凯。
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特别是天津小站的练兵，袁世凯的羽翼日益丰满。其实在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善于钻营的袁世凯为了飞黄腾达，就开始和主张维新的重要人物有了密切的交往。本质上说，袁世凯并不是那种热衷于维新的人。这一点，从后来他的复辟行为中就能发现，这不过是他的投机行为而已。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只不过是为了借机捞一把。
为了获得维新派的信任，袁世凯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1895年，主张变法的康有为等人，想给光绪帝上书，但苦于无法见到皇帝。这时候，袁世凯见机行事，主动帮忙到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被荣禄拒绝，但他已经被维新派看成了知己。而袁世凯也从投机中获得了好处，他的职务之所以能够越级提升，主要就是维新党康有为等在光绪帝面前大力举荐才得以实现的。
当然，维新派也需要袁世凯的支持，毕竟袁世凯手握重兵——维新派要借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官运亨通。
当时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是得到慈禧的恩准的，袁世凯认为自己支持光绪帝一举两得，对自己没什么不利。他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而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袁世凯对戊戌变法假惺惺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因此，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但袁世凯作为一个在官场里混了多年的投机者，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两方面他都得罪不起。而且，随着双方斗争的加剧，袁世凯也越来越提心吊胆，因为他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职务，甚至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稍微出现一点问题，他的小命可能都难保。
这时候袁世凯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
因此，当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时，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最终出卖了维新派，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也因此被囚。随后，守旧势力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
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无疑，这是对袁世凯为了升官而出卖维新派的讽刺。
告密有功 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
不过讽刺归讽刺，袁世凯还是因告密有功，从此便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其实早在维新变法有些风吹草动的时候，心细的袁世凯就有了察觉，难怪他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后，对这样的超擢“自知非分”，唯恐引起后党的猜疑，于自己不利。在被光绪帝召见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处拜访后党权贵人士，如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人，进行解释，以表白自己的心迹，口是心非。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十分重视，次年，袁世凯就被升任为工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仅仅几年功夫又被从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到了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除第一镇系由清朝贵族铁良统领的旗兵外，其余均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亲信所控制。
为了扩充势力，袁世凯在训练新式陆军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以及开办新式学堂等，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无形中，对清朝贵族集团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袁世凯的威胁越来越大，慈禧也开始对这个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产生了怀疑。但她明白，袁世凯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一时就可以解除，就在这时，慈禧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袁世凯的阴谋，使她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把北洋军段祺瑞(其实是袁世凯安插在北京的心腹，可见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然后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1906年，袁世凯被迫辞去了所有官职，并将自己统治的北洋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管辖;次年，被调离北洋，到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又被摄政王载沣罢免一切职务，回河南老家养病。袁世凯因为功高盖主，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不过没有多久他又发迹了。
再一次发迹 手握重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让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雪上加霜，无奈的清政府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队攻占汉口后，回京组阁。
武昌起义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坚持要清朝皇帝退位，拥有重兵的袁世凯就成了革命党争取的对象。革命党人的想法也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在担任清政府官员的数年间，袁世凯就有当皇帝的想法，可是有心无胆。因此，对于革命党投来的橄榄枝，袁世凯便以出任大总统为条件，表示效忠共和。紧接着，袁世凯审时度势，逼迫宣统退位，策划兵变，拒绝去南京就任，最终留在了北京成立了北京政府。
袁世凯作为洋务运动的参加者，在血与火的人生经历中，他有着更深的体会。虽然他善于钻营，但仍然不能否认他作为清末最杰出的改革派政治家的一面。袁世凯也有明智的时候，比如对世界大势有过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清王朝的其他几个新星，比如曾国藩或者李鸿章相比，他似乎更先进一些，他比曾、李更善于接受西方文明，也更能够摆脱儒教文化道统的束缚;不过，有利也有弊，他也有不如曾国藩、李鸿章的一面，比如他缺乏曾、李具有的传统道义感。也就是说，袁世凯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忽略别人，甚至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从他篡夺中华民国的革命果实，并复辟当皇帝就能看出来。
果然，1913年当袁世凯在国会选举中正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他开始暴露出了集权野心。他利用他手里掌握的政权和军权，逐渐走向集权和专制。
宋教仁之死 袁世凯加紧了篡权
在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件，那就是开篇提到的宋教仁被刺案。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可以说，宋教仁是国民党当中袁世凯最忌讳和害怕的人物。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次见到宋教仁，发现宋穿的还是十年前留日时做的西装，不禁大为惊讶，便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型。之后袁世凯为宋送去的西装，比宋自己定做的还要合体。他还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宋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更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离家出山，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这时候袁世凯有了杀宋之心。
当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后，扫除了集权野心拦路虎的袁世凯自然非常高兴。一不做二不休的袁世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被迫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当袁世凯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这距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可谓雷厉风行。
因为解散了国民党，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仅仅过了两个月，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同时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皇帝梦蠢蠢欲动 开启军阀乱世
这时候的袁世凯对皇帝梦早已蠢蠢欲动——既有权也有实力，有了称帝的资本。不过，他很清楚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会遭到很多人的声讨。这时他身边的亲信，包括他的大儿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让父亲相信舆论拥戴他称帝，袁的大儿子竟然特地印刷了假的《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一份由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读《顺天时报》早已成了袁世凯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份报纸是日本人办的，因此并不忌讳政治敏感话题，相反，它更是对“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钟。
为了避免报纸动摇袁世凯当皇帝的信心，袁世凯的儿子亲自出了几万块银元购买了印刷设备，然后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把反对帝制的文章改成拥护帝制的，印刷以后送进父亲官邸。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并不止他的儿子一人，袁世凯身旁的亲信为了各自的私人目的，都怂恿袁世凯称帝。
当时，袁世凯身边有个人物，名叫杨度，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这时也竭力鼓吹帝制复辟，并且写了《君宪救国论》，深得袁世凯的赞许。1915年8月，杨度在袁世凯授意下，成立筹划帝制的筹安会，在全国发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攻势。
参政院在用奏折向袁世凯陈述称帝的必要时，袁世凯同意复辟帝制，但却又说：我是宣誓过发扬共和精神的，现在如果自己当皇帝，那不是背信弃义吗？还希望你们能深思熟虑，另找他人来当皇帝吧。
下属们都很清楚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因此在袁世凯拒绝之后，他们又写了一份拥戴书，将袁世凯吹得天翻地覆，芝麻粒大点的成绩，被属下吹得有西瓜大。既然袁大总统已经赞成将国家机制改成君主政体，那么原来的资产阶级式的民国就应该废止了;同理，既然民国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袁大总统当初就任民国总统时效忠共和的誓言自然也就失效了。换句话说，他当时立下的誓言因为客观原因而不存在，这就不是他的责任了——事实上，当袁世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已经堂而皇之地开始了规划他的皇帝生涯。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袁世凯复辟。此时，黎元洪选择了沉默;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他手下的得力大将都表示反对或持保留态度;特别是梁启超，逐渐看清袁世凯的本质，更是在后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行为予以抨击，并与蔡锷密谋反袁。
徐世昌就说过，一向聪慧过人、善于权术的袁世凯，却栽在了称帝这件事上。袁世凯准备称帝时，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他秘密和日本政府进行了交涉，并接受了《二十一条》，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要求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不过因为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声讨，《二十一条》并没有切实实施，同时也打击了袁世凯的声望。袁世凯本意是想以此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结果落了一场空。
这些都没有阻止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世凯一意孤行，将他的登基大典定在了1916年的元旦。袁世凯没想到的是，就在他筹划着登基的时候，如火如荼的护国起义爆发了。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和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更是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1915年12月23日，云南护国军起义，虽然护国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袁世凯，却促使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独立。更让袁世凯失望的是，他亲手栽培的得力助手段祺瑞和冯国璋，却在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背叛了他——段祺瑞早在袁世凯筹划着复辟的时候，就聪明地辞去总长的职务，以生病为借口离开;而冯国璋，当时任江苏将军，坐镇南京，因为他离袁世凯较远，因此不必担心，而是拥兵观望;而袁世凯的国务卿徐世昌也在劝说袁世凯不要称帝无效的情况下，辞职而去了。
在护国军的进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这个做了仅仅83天的皇帝就这样黯然下台了。同年6月6日，在这个国人看来顺顺当当的日子里，袁世凯一命呜呼，离开了这个风云多变的人世。当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叫骂和声讨中悲凉地死去的时候，他还不忘记对这个曾经被他称为“旷代逸才”的人喊上一声“杨度误我！”
其实，袁世凯本来有机会成为彪炳青史的历史伟人，但他一意孤行，逐渐背弃宪政共和原则，权欲恶性膨胀，逆天而行复辟之路，想当皇帝。这种不顺应历史，逆天而行的行为，只不过是他一个人想当然的梦而已。
袁世凯，这个在晚清的熔炉里炼就的人物，体现着新旧思想的冲突，有着新思想，也存在着保守和落后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代表的是新旧军阀、实力派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与民国初期的民主力量发生激烈的冲突。自然他也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的专制，由曾经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主导的宪政民主实验，最终被证明是十分脆弱的。
因为思想落后以及专制，自从当上总统之后，袁世凯就逐渐背离了民国成立时倡导的宪政共和，他开始利用手里的实权把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总统的宝座他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想交给谁就交给谁。不过，他总觉得当总统还是没有保障的，说不定哪天自己下台了，自己的儿子呢，子孙后代呢？还有保障吗？看来只有当了皇帝，这种担忧才能化解。因此，随着袁世凯权力欲望的膨胀，他开始朝着死亡的深渊走去。
袁世凯作为一个大智慧的政客，能熟知官场脉络，懂得恰当好处地逢迎拍马，而且能在清末政坛上以改革派的形象赢得良好声誉，并在逼迫溥仪退位，创立中华民国上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袁世凯，作为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始终无法脱离他的陈旧的官僚封建思想。
不过，对于二十世纪民国初期这段开局，袁世凯固然要负首要责任，难辞其咎，这段开局倘若处理好，或许整个二十世纪的政局会焕然一新，也未可知。只是他一错再错，为了一己私利破坏共和，逆天逆历史而行，最终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他自始至终导演的皇帝登基，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的梦短暂而悲凉，也给了我们的后人很多借鉴的教训吧。
另外，袁世凯也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可以称得上是晚清一位务实干练的能臣，而且之后加入改革派，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都有极大的贡献。然而袁世凯只有当臣之才，却无为君之能，加上他不切实际的皇帝梦，使得中国陷入长期的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给中国本已伤痕累累的历史再划一道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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