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这个“最后”体现在两个层面：作为大清王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老师，亲见宣统退位，民国降临，从此之后再无帝制，从时间上讲，他是最后一位帝师;他作为溥仪的智囊，即使历史大潮已滚滚向前，但依然想要挽狂澜，帮助爱新觉罗重新“入主中原”，从个人品格上讲，他也是最后一位帝师。和之前提到的帝师张谦宜不同，陈宝琛的人生少了很多闲适，多了不少凄凉。这位帝师有着怎样的个人境遇，他跟青岛又有怎样的关系？
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
陈宝琛(1848～1935年)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字伯潜，一字伯泉，又称敬嘉，号有弢庵、听水、桔叟、桔隐、沧趣等称。又别署听水斋老人、沧趣楼树、铁石道人，谥号文忠。
陈宝琛出生名门，从曾祖父起就出过很多省部级的高官了。他的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传说此人刚正不阿，甚至斩杀过一名“贝勒”，祖父陈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也曾出任刑部主事，陈氏一门在闽县是不折不扣的望族。
陈宝琛虽然从小生在富贵人家，但他没有沦落成个别“官二代”或者“富二代”。他自幼好学，聪慧过人，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登科进士，即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或许是身上有着曾祖父陈若霖的遗传基因，或许是因为年少气盛，进入仕途后的陈宝琛很快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朝野，并且跟另外三名官员形成一个组合，人称“四大金刚”或者“清流四谏”，但他很快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此事即是“庚辰午门案”。文史学者丁志可在《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一书中写道，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食品自然也掉落了一地，事发后李三顺添油加醋地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慈禧太后的决定自然有失公允，朝野议论纷纷，而作为清流中的代表人物，陈宝琛无惧慈禧淫威，“犯颜直谏”，最终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工部尚书翁同龢因此称赞陈宝琛“有大臣风度”。
陈宝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毕竟让“老佛爷”很不顺心。1885年，慈禧借口陈宝琛荐人不当，降级调用，1891年彻底被黜回故乡赋闲，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之久。需要强调的是，陈宝琛在赋闲期间并没有失意沉沦，他在福州兴办新式教育，并且主持兴建了福建的第一条铁路“漳厦线”(厦门嵩屿至漳州江东桥)。
曾来青岛拜会刘廷琛
陈宝琛再次出仕是在慈禧去世之后，这位独断中国近半世纪的女人刚去世不久，他就被官员们召入京师，出任总理礼学馆事宜。没过多久，他就被任命为毓庆官侍读，从此开始成为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这让陈宝琛很是兴奋，因为作为帝师，不但有着无上的荣耀，还可以将政治理念施加于皇帝身上，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陈宝琛被赐紫禁城骑马，当时紫禁城的规矩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赐陈宝琛不下马，其地位可见一斑。
陈宝琛跟溥仪的师徒之情十分深厚。据陈宝琛的侄孙陈绛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曾经跟他谈起，当年陈宝琛教溥仪读书，溥仪比较轻佻，坐时喜欢抖腿，“陈宝琛常常提醒他：‘树摇叶落，人摇福薄。’也就是教导他做人要稳重，举止要端庄。”溥仪能够听取陈宝琛的意见，并且对他十分尊重，溥仪曾经说：“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陈宝琛)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陈宝琛成为帝师之后，一度致力于为“戊戌六君子”平反昭雪，也曾竭力推动君主立宪政体的实施，可无论陈宝琛如何努力，清朝已经是病入膏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随后宣告退位，陈宝琛的心境更加抑郁起来。他以一己的愚忠抗衡历史的洪流，立誓“不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并且积极帮助溥仪复辟。
据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青岛市十大藏书家王桂云介绍，张勋1917年复辟时，就是由住在青岛的刘廷琛为张勋打前站，提前进宫见到陈宝琛，由他负责安排溥仪对张勋的接见，并由陈宝琛辅导溥仪应如何接见张勋，最后商定下复辟的时间。在复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复辟失败之后陈宝琛到过一次青岛。那是1920年9月，著名的遗老刘廷琛之父刘云樵过八十岁生日，陈宝琛带着溥仪为刘父写的寿联，赶到青岛拜寿，不想刘廷琛自青岛返回原籍江西老家为其父祝寿。陈宝琛只能在青岛，跟来青岛的冯煦、铁良、载沣、升允等人，自青岛将各自写的寿联邮寄去。
民国乱象丛生，溥仪连最后的威信也一丝不存，陈宝琛直到最后依然不离不弃。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逐出故宫，他见到陈宝琛就放声大哭，“我无颜见祖宗啊！”陈宝琛依然劝慰道：“皇上切莫悲伤……自古以来焉有不败之朝廷？而我大清今日，并非因失德而被篡位，皇上亦非亡国之君。皇上年纪尚轻，且博学多识，将来理应成为民国之总统。那时，不是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这些话与其说是痴人说梦，不如说是一份愚忠吧。
反对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
被逐出故宫之后，陈宝琛跟随溥仪一起寓居天津，直到1931年11月，溥仪被日本侵略者诱至东北充当伪满傀儡。
这里有必要提起一个人，就是郑孝胥。据王桂云介绍，郑孝胥是陈宝琛推荐给溥仪的，这恐怕是他人生中做错的最大一件事。郑孝胥为人城府极深，他利用溥仪恢复清朝的心理，加上自己的巧舌如簧，充当起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为陈宝琛的政敌。在日本人的策动诱胁下，由郑孝胥一手安排，溥仪就任伪满皇帝。据说陈宝琛曾劝说溥仪：“皇上，这事做不得，做了就要千万世受人唾骂！”可溥仪当时已经鬼迷心窍，根本没有听进陈宝琛的劝谏。
陈宝琛从此不再继续陪伴溥仪，而是独自待在天津。此后，他曾两次前往东北觐见溥仪。但此时的溥仪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的笼中之鸟，大错已经铸成了。他从东北回到天津之后，曾跟朋友胡嗣瑗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此别至为惘惘，每念吾皇操心虑患之言，与足下菀结孤危之况，则不能寐”。可见他自己亲眼目睹溥仪寄人篱下之后内心的煎熬。
据说为了这件事，陈宝琛还特意到天津郊区的关帝庙求签，签上写：“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但使勤修无倦已，无须还汝旧青毡。”签文不错，他便以此作为安慰。但他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溥仪做了伪满皇帝后，他拒绝溥仪的俸饷津贴，坚决不受任何伪爵官职。陈宝琛虽对清朝怀有孤忠，却更对民族存在大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
希望后代学会做人
除了在政治生活上比较活跃之外，陈宝琛在艺术领域也取得非凡的成就。陈宝琛善于书法，却又自成一体。后人评陈宝琛“书法直追汉唐，海内之士，以得片纸只字为荣”。不仅书法是一绝，他还专攻画松，另外也是一个大收藏家。陈宝琛闲居福州时建起“赐书楼”和“还读楼”，陈宝琛故居中藏书的数量多达10余万册，“清末陈氏私家藏书之多，冠于全闽”。
和政治上的失意相比，陈宝琛的家庭生活还算幸福美满。他的夫人王眉寿是光绪状元王仁堪的胞姐，曾在家乡创办女子传习所，可以说是福建第一个女教育家。据陈宝琛的侄孙陈绛先生回忆，“陈宝琛的几个儿子都不是太有名，留学日本、美国的都有。最小的一个陈懋随(立鸥)留学美国，当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后来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当教授、中国语文系和日本语文系主任，在旧金山创办美亚电视传播公司，成立华语电视台，传播中华文化。他曾回国捐资在福建师范大学设立陈宝琛教育基金，福建师大还将陈宝琛从前捐赠师大(前身协和大学)的图书集中起来，专门设立‘陈宝琛书室’。2000年夏天在美国病故。”
陈绛先生还曾提起过有关陈宝琛的一个故事。当时族人向陈宝琛请示下一辈用什么偏旁取名，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学会做人，就取‘亻’旁吧。”所以他的曾孙取名“倜”、“供”等，都是单人旁。从历史大势上来看，陈宝琛一心想要恢复满清帝制，显得有些愚昧，可是从他对故主的那份忠诚、对民族的忠义来看，他在做人方面堪称完美，这比晚晴那些满嘴民主共和，私下只知道攫取私利的人不知要强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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