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睿是南北朝时期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原籍京兆杜陵 (现陕西西安东南一带)，曾祖时迁至现在的十堰、襄樊一带居住。韦睿生于乱世，50多岁时慧眼识英雄，以上庸(今竹山、竹溪一带)太守的身份追随梁武帝萧衍南征北战，平定江左，成为梁朝的开国功臣。他虽体质文弱，却总是战斗在第一线;他虽屡建奇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对敌作战从不手软，常常以少胜多，使敌人畏之如虎;他爱护士卒有如慈父，关心亲友无微不至;他谦虚谨慎，不贪功，不贪财，深受皇帝的器重和同僚的尊敬。最爱读史的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杰出的将领，对《南史·韦睿传》的批注多达25处，是他所读史书中批注最多的一个人物。毛主席赞扬韦睿会打仗，善于调查研究;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够团结干部;赞扬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奉公。毛主席在批注中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其人及家事
韦睿，字怀文，生于南北朝时期宋元嘉十九年 (公元442年)，死于梁普通元年 (公元520年)。
《二十四史——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在 《南史》卷五十八 《韦睿传》中记述：“齐末多故，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就是说，齐朝末年社会动荡，韦睿不想远离家乡，他要求到今天的竹山、竹溪一带 (即上庸)当太守。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加封他为建威将军。韦睿75岁时，早已是功成名就，皇上在他的请求下派他回家乡雍州任刺史。南北朝时期的雍州，就是今天的襄樊、十堰地区。由此可见，虽然不敢绝对肯定韦睿就是出生在十堰地区，但他长期在十堰地区当官则是事实。
《韦睿传》中记载：“宋永光初，袁凯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宋永光初年即公元465年，那时韦睿23岁，袁凯到雍州当刺史，见到他后感到十分惊喜，便提拔韦睿当雍州主簿。现在的武当山地区在公元420年进行的一次行政区划改革时，被称作“大宋朝雍州齐兴郡武当县”，这个名称一叫便是两百余年。韦睿在雍州当了一段时间的主簿后，接连升迁，不久便当上了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左军将军等职。后来，又到今天的竹山、竹溪一带当上庸郡太守。
韦睿在上庸郡当太守时，遇到了一个好的顶头上司——雍州刺史萧衍 (公元465-549年)，萧衍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当雍州刺史时正是齐朝末期，齐东昏侯萧宝卷凶残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打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来萧衍灭齐，建立梁朝，萧衍即为梁武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宋、齐、梁、陈四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萧衍执政达48年，在位时间最长。梁武帝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政治稳定。韦睿随萧衍起兵造反，屡立功勋，到梁天监十三年 (497年)升为智武将军。
梁天监十四年，韦睿回到了家乡。此时，他的官衔为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公元520年八月，韦睿死于家中，时年七十九岁。大殓之时梁武帝萧衍亲自前往， “赐钱十万，布百匹，东园署的棺木一副，朝服一具，衣一袭”。办理丧事的所有费用都由官府支付，还追赠韦睿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严。
韦家从汉代丞相韦贤以后，世代都是三辅地区的名门望族。韦睿的祖父叫韦玄，为逃避做官隐居在长安南山，南朝宋武帝刘裕入关中后曾授予他太尉的官职，但韦玄没有应召。韦睿的父亲名叫韦祖归，当过宁远的长史。他的伯父韦祖征接连升官直到郡守，伯父把韦睿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韦睿对他的继母很孝顺，并因此而闻名乡里。韦睿的妻兄王橙、姨弟杜恽，在乡里都享有盛名。有一次伯父韦祖征问韦睿：“你自己以为比起王橙和杜恽来怎么样？”韦睿不敢回答。伯父说：“你的文章比起他们来略为逊色一些，但学识却超过他们。若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们都比不上你呀！”由此可见，韦睿在年轻时就是一个有才学的人。
韦睿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分别叫韦纂和韦阐，都是名声很好的人。韦纂和韦睿年少时，以勤学不倦著称，而韦阐则以品行高尚闻名。韦睿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叫韦放，次子叫韦正，三子叫韦棱，四子叫韦黯。其中，长子韦放也是个将才， 《南史》中有其小传。毛主席读后曾感叹地说： “韦放有父风！”三子韦棱对 《四书五经》十分精通，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博古通今的人才。
韦睿与武当道教
梁武帝执政以后十分崇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上下官吏百姓一窝蜂地信奉佛教，但 “睿自以信受素博，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见 《南史》卷五十八)李延寿虽然没在《南史》中说韦睿信奉道教，但韦睿长期生活在武当山地区，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已在他心目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因此，他虽身为朝中大臣，却不愿跟随众人去信奉佛教。
南北朝以前，武当道教便已形成，并出过许多著名的道士。晋咸帝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罗邑宰谢允入武当山修炼，据传后来得道升天，武当山因此又被人们称为 “谢罗山”。
公元419年，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象、据说活了数百岁的高道尹轨在武当山仙逝， 其弟子山世远继续在武当山修炼，后来得道为太后真人。韦睿出生以后的宋文帝时期 (公元424—453年)，武当道士刘画以药术救治百姓，名声远扬。后来，宋文帝说他手臂长得太长，是个异人，便把他杀了(见《武当山志》)。到了韦睿生活的南北朝时期， “武当山无疑已成为华中地区神仙道教的基地和学仙隐居者荟萃的道教活动中心” (见《武当道教史略》)。
韦睿生活在武当山这样一个道教气氛浓厚的地方，想必对武当道教情有独钟，以至于 “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之时，韦睿仍然 “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毛主席一生中，先后通读过数遍 《二十四史》，并作了很多评点。一些学者在看了毛主席评点的二十四史后，总结了一代伟人喜欢和鄙薄的将相类型。他们认为毛主席喜欢这样的三个正面典型：一是豁达仁厚的韦睿;二是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多谋善断的郭嘉;三是南北朝时期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陈庆之。毛主席讨厌的四个反面典型，一是言行不一且有剽窃之嫌的西晋学者郭象;二是北魏将领、“庸人”王建;三是笑里藏刀、卖官肥私的唐朝右相李义府;四是心胸狭窄、能伸不能屈的唐朝尚书左丞相刘幽求。
对于韦睿，毛主席在其传记中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这是伟人对 《二十四史》中人物传记批注最多的一个。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述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 “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主席十分欣赏地批注道：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那么，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哪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主席的批注来看，主要是六个方面：一是学习韦睿“躬自调查研究”的求真务实之风;二是学习韦睿“有前无却”的勇往直前之风;三是学习韦睿“机不可失”的果断决策之风;四是学习韦睿“劳谦君子”的勤勉谦逊之风;五是学习韦睿“不要私斗”的讲求团结之风;六是学习韦睿 “不事贪财”的廉洁仁厚之风。
韦睿督兵攻打北魏小岘城时，曾去环城巡视，魏城中忽出现数百人列于门外，睿欲击之，部下劝阻说：我们轻装前来，待回去披甲整装再来迎战。韦睿却说：“魏城中只有二千余人，只能闭门自守，这次无故出来几百人，定是骁勇善战之辈，我们如果能打败他们，城内的魏兵便没有信心了，其城自破。”部下此时还有些迟疑，韦睿便指着手中的令节说： “朝廷把它交给我，不是装饰用的，我的话不可违抗。”于是部众听命进兵，魏军果然大败弃城而逃。在这段叙述旁，毛主席批注有： “躬自调查研究”， “以少击众”，“机不可失”， “决心”。
史家又说到韦睿率军攻合肥，久未攻下，他又环城察看，决定先攻合肥东西两个小城，此时魏国派兵五万来救援，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部下要求增兵再战，或退守巢湖。韦睿怒曰： “将军死缓，有前无却。”接着又令取来自己的旗帜树于阵前，以示无退兵之志，并亲自坐在板车上督战，最后终于攻破合肥。读至此，毛主席批注： “以少击众”， “将在前线”。
《韦睿传》中说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主席对此逐字加了旁圈，并批道：“任者必有勇”。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后“所获军兵，无所私焉”。毛主席又逐字旁圈，批注“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当知道胡景略和赵祖悦有矛盾时，便亲自调解，避免了更大的矛盾。毛主席对此很赞成，批道：“干部需和”。在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那一段里，毛主席也是逐字旁圈，批有：“劳谦君子”。
《韦睿传》的末尾，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品德。在邵阳之战后，有一次韦睿与曹景宗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本来是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主席批道：“使曹景宗胜”。接着作者又说，曹景宗等人在破敌之后，时常争功邀赏，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主席对此批注：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韦睿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每战必胜，魏人对他感到十分恐惧，称之 “韦虎”。他做人严谨，对人仁厚，处事大度，爱护士兵，有勇有谋，军纪严明，善于出奇制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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