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个怎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个颇能给人好感的帝王，其一，他懂得与民休养生息，唐初一度出现过“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其二，他的物质生活相对比较俭朴，其在位那些年，皇室的奢侈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不过，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唐太宗道德如何高尚，那实在是自作多情。
郭灿金的一本书讲了许多唐太宗玩弄权术的故事。徐懋功(李绩)曾是瓦岗军的重要谋士，为瓦岗军最初的发展壮大立下过汗马功劳，瓦岗军失败后归附唐朝。此人极具军事才华，曾作为主力平定突厥，使北方安定了十多年。李世民一方面对徐懋功的才能非常欣赏，先后任用他为并州都督、兵部尚书;另一方面又对徐懋功怀着警惕之心，一面施恩，一面打压。
某日，徐懋功突然患了重病，御医开出的药方中，有一味药是胡须灰。为了给徐懋功治病，李世民立即剪掉自己的胡须交给医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皇帝关心功臣到了这个程度，徐懋功想不感动都不行。病好后他入谢李世民，跪地叩首不止，叩得前额鲜血直流。李世民摆手说：别这样，我这样做也是为社稷着想，谁让你这么重要呢？接着，李世民又留徐懋功小酌，三杯酒下肚，便开始“酒后”托孤：“朕思属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闻听此言，徐懋功更加感动，为了表达自己的激动，他居然“因啮指流血”。后来，徐懋功喝醉了酒，唐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徐懋功身上。
然而，唐太宗对徐懋功并不总是这样好。身染沉疴后，唐太宗知道儿子李治生性懦弱，便将完全没有过错的徐懋功贬为叠州都督。唐太宗对李治这样解释：“彼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好在徐懋功久经官场，知道太宗的心思，接到命令，立即奔赴新的岗位，免了杀身之祸。
表面看来，唐太宗最初对徐懋功真的很够哥们，官让你当最来劲的，堂堂一国的国防部长啊，手里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一般人想都不要想;感情跟你来“最深切”的，为了治愈徐懋功的病，李世民把自己的胡须剪了，徐懋功醉酒，又亲自为之盖御服。然而，唐太宗对徐懋功无论好到什么程度，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与内心的真性情无关。为了皇家的利益，唐太宗可以对臣子大肆施恩、百般拉拢;同样，为了这种利益，他也可以不讲基本的游戏规则，随意将臣子贬职。唐太宗对魏征的态度也是如此。魏征当年给唐太宗提了许多意见，唐太宗基本上都言听计从，并留下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千古名言。然而，他内心其实并不喜欢魏征。有一次退朝之后，唐太宗就说过一句狠话：“魏征每次上朝都扫我的面子，我早晚要杀了他！”魏征死后，他曾下令放倒魏征的墓碑。
皇帝本无真性情，原因很简单：皇帝是天底下第一好的职业，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天下的人力物力为一家人服务，没有人不羡慕，因此，皇帝对自己的位子总是小心又小心，生怕一不留神被人夺了去。正因为如此，皇帝不可能真正信任自己骨血以外的任何人，他对臣子所谓的“真情流露”，不过是一种政治秀，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
拓展阅读：贞观之治真相：李世民坐享隋朝的留下大量粮食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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