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１２８５年４月９日—１３２０年３月１日），是我国元朝时第四位皇帝。在位９年。享年３５岁。在元朝历代皇帝中，仁宗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位较有作为之君。史书称他“遵世祖通儒术。用汉臣，求言图治”。他是继忽必烈之后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元朝皇帝。应该说，元仁宗为了维护、巩固蒙古贵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还是有所作为，勇于改革创新的。
一是即位之初，整顿朝政。
公元１３１１年正月，武宗海山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执政。他整饬吏治，废除武宗时设立的尚书省，仍恢复原来的中书省，并以“祸国殃民”之罪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和平章乐实、右丞相保八等武宗一朝的当政人物处死，安排中书省班子，恢复各地的行中书省，惩治地方赃官污吏，严禁诸王、贵戚的扰民行为。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然后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帝号“仁宗”。年号皇庆。以明年为皇庆元年。
二是重用汉官，推行汉化。
元仁宗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还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６２７—６４９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６７０—７４９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元仁宗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了他可能认识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倡导大众道德的责任，而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说明他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三是恢复科举，培养人才。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就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过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皇庆二年，仁宗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
仁宗皇庆开始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为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因此，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
四是加强中央集权。
元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已经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所以，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改革未果。
五是延祐经理，核实田亩。
延祐经理也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由于当时各地吏治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
仁宗通晓儒术，熟知佛教“明心见性”之理，其为人和蔼，对近臣贵戚以礼相待，平时生活不尚豪华，较为俭朴，从不巡游，也不沉溺于酒色。又罢土木工程百余处，又禁诸王、大臣营建私第，精简禁卫。《元史》评价：＂纵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明、清两代史官评价：
“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
“武仁授受之际，无可议者，仁宗初政，首革尚书省敝政，在位九年，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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