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被称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禄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国从拖入衰败深渊的元凶。多年来，人们对于唐玄宗时代之“盛世”的解说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如果考察安禄山的一步步发迹到走上叛乱之路，对于透析天宝盛世的景况尤其是唐玄宗时期的政治现状，会很有意义。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进入杂志专题页面)，原标题为“安禄山的发迹之路”
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旧唐书·安禄山传附子庆绪传》谓“禄山父子僭逆三年而灭”，到宋人欧阳修等编《新唐书》则把安禄山列入《逆臣传》中。史学家从来把“安史之乱”称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禄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国从太平盛世拖入衰败深渊的元凶。多年来，人们对于唐玄宗时代之“盛世”的解说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如果考察安禄山的一步步发迹到走上叛乱之路，对于透析天宝盛世的景况尤其是唐玄宗时期的政治现状，会很有意义。
安禄山自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出生，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55岁时被自己信任的部下和儿子安庆绪合谋杀死。纵观他的一生，在13岁以前是一个漂泊的孤儿。大约从15岁开始到30岁，他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商人。他从30岁步入军旅，仅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在进入军队最初的十年当中，即安禄山39岁前，他的仕途与人生道路也有过波折起伏。他曾两次死里逃生，却最终东山再起。刚刚步入40岁门槛的那年(天宝元年)正月初一，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循资格”的任官体制下，创造了在和平年代中边疆番帅仕途腾达的神话。他42岁时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治今北京);45岁，加兼御史大夫;46岁，即天宝七年(748)，朝廷赐之铁券，加实封三百户，柳城郡开国公;48岁(天宝九年五月)赐爵东平郡王，此举开创唐朝将帅封王的先例。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又兼河东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自40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所获得的荣耀与君宠达到顶峰。从50岁开始，有迹象表明他开始一步步策划变乱。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起兵叛乱，第二年称大燕雄武皇帝，55岁的那年的春节被杀。
安禄山在政治上的一步步崛起以及他在边疆的卓绝“战功”，无疑是建构唐玄宗盛世的重要内容。即使是安禄山在唐玄宗时期发动的叛乱，长期以来也被史家视为天宝盛世败落的标杆。历史从来无法接受假设，但是，如果安禄山的叛乱没有发生或者这场叛乱不是由安禄山发动，后人在解读天宝盛世时，又该从何处着墨，又该因何人落笔呢？这里，我们不妨重新粗线条地梳理安禄山一生的几个阶段，对无法假设的历史轨迹做一个摹写，至于按照历史的逻辑和理性探究安禄山的政治发迹，就留待历史研究者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吧。
少孤生活与第一次人生转折
历史上，安禄山的身世虽然留有很多疑问，但他的出身还是清楚的。《旧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少孤，随母在突厥中”。荣新江教授经过研究，说安禄山是出身昭武九姓(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粟特人。粟特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粟特人在经营商业的过程中，足迹遍布整个古代欧亚大陆，“他们穿梭往来于粟特本土、西域城邦绿洲诸国、草原游牧汗国和中原王朝之间。”(荣新江：《安禄山和种族与宗教信仰》，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安禄山之母阿史德是个突厥姓氏的巫婆，她是向轧荦山祈祷，神应得子。因为她后来嫁给胡将军安延偃，才给本无姓氏的孤儿取名为安禄山。安延偃在开元初归顺唐朝，安禄山也一同居住在营州一带。开元年间，唐朝地方官在营州“招辑商胡，为立店肆”，这种招商引资的办法吸引了大量善于经营的胡商。营州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几年时间，这里“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旧唐书·良吏传下·宋庆礼传》)。渐渐长大的安禄山“为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通九番语”，遂在范阳(今北京)做了互市牙郎(经纪人)。在几年商场经营中，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转折。
安禄山30岁的时候，他在生意场上“盗羊事发”，范阳节度使张守将他追捕归案，本欲将他“棒杀”。生死系于一线，张守竟然“奇其言貌”，将他释放。那么，安禄山相貌如何？又出何等言语？为什么会使张守改变主意？史书上一说是见其“肥白”，一说是“伟而皙”。看来，正值壮年的安禄山之相貌不仅身材高大、皮肤皙白，而且体态丰肥。既然说张守“奇其貌”，大概在他眼中(或者按照唐人的审美观点)安禄山是个不同寻常的胡人。然而又为何“壮其言而释之”？安禄山之言是：“大夫(张守时兼加御史大夫的宪衔，此乃是尊称)不欲灭奚、契丹两番也？而杀壮士。”安禄山此言又何以能够打动节度使张守呢？唐玄宗时期，东北地区的契丹与奚力量强大起来。他们都系东胡种，早年被强敌匈奴所破，退居北方。后来，奚与契丹以射猎游牧为生。契丹东邻高丽，西即奚，南境即为营州(今辽宁朝阳)，北为、室韦等族。
唐太宗时于其地置松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东)，首领赐李姓。后契丹屡降屡叛，唐王朝或讨或抚，双方在幽州(今北京)、营州一线相峙。奚也在太宗贞观时入朝纳贡，其西为突厥，南为白浪河。其首领与契丹俱得尚唐公主，但亦常附契丹为患。奚、契丹常被称为“两番”。他们强大以后，对唐政权之东北的威胁增大，范阳、平卢节度使的重要职责就是扼制契丹与奚两番的侵扰，确保东北地区边境局势的稳定。
因此，担任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的人选不仅要统兵临戎，而且更能威服边圉、绥靖两番，使边境无风尘之警。安禄山所言，说明他在经商过程中对唐帝国的边疆政策和边境态势非常了解。他不仅相貌奇异，而且一番言语也的确不同寻常。张守竟然改变初衷，不仅没有杀他，而且留之军前驱使。就这样，安禄山得到机会进入唐朝的边防军中，从而得到机会施展他的聪明和机智。这成为他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转折。
军旅生涯与人生的第二次转折
步入军旅以后，安禄山成为一名捉生将。善于洞察局势的安禄山也许看清了，捉生将要比他互市牙郎的营生更有利可图。捉生就是活捉两番的人口。同他一起做捉生的还有一个同乡叫史思明。他们以活捉的两番人口作为战绩。由于他对地形和山川十分了解，常常以三五人骑马出去，会抓回数十人。节度使很惊奇，给他增加人手，而他也常常更加成倍地完成任务。很快，因为行必克获，安禄山做到了偏将军。安禄山的骁勇赢得了节度使张守的赏识，遂养为义子，以军功任衙前讨击使，并被授以员外左骑卫将军的职衔。张守把他当成了养子，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
安禄山一如既往地倚靠对付契丹、奚的功劳作为他进身的资本。有时为了邀功，他不惜用欺骗手段诱杀两番人众，“常诱熟番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安禄山事迹》卷上)同样，为了获得更多邀功请赏的资本，安禄山也有时会主动出击，但这往往会冒很大风险。开元二十四年(736)，已经担任平卢将军的安禄山出讨契丹失利，就险些丢了脑袋。本来可以处置他的节度使张守却给朝廷上奏，请对他处以斩刑，实际上心存侥幸，将球踢给了朝廷。宰相张九龄看得明白：“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也认为不应免死，坚持杀他。还是唐玄宗“惜其勇锐，但令免官，白衣展效”，没有杀他(《安禄山事迹》卷上)。这第二次死里逃生，使安禄山有惊无险，得以重整旗鼓。到开元二十八年(740)，也就是他38岁的时候，重新担任了平卢军兵马使，再次成为藩镇之中的高级将领。从此以后，他不仅知道了如何创造功绩，而且深深体会到了皇帝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经历了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安禄山才真正开始走上了发迹的快车道。
皇帝宠遇和个人经营
安禄山38岁以后的个人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能够得到皇帝的恩遇上。为了能够准确得到朝廷动态，安禄山按照惯例派亲信在京城的进奏院(类似办事处)探听消息。事实证明，这一思路确保了他的步步发迹。他是如何做的呢？概括说，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贿赂朝廷官员、攀附宰相，依靠众人的赞誉推美，营造个人发迹的政治环境。
开元二十九年(741)，河北采访处置使张利贞到营州考察，任平卢军兵马使的安禄山对张利贞及其随员厚赠金帛，结果使张利贞回朝复命之时对他大加称赞，第二年，40岁的安禄山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五年(746)，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监察河北，安禄山又如法炮制，和当年“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一样，结果席建侯在向朝廷的报告中力称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这些皇帝的亲信大臣“并言其美”，皇帝对安禄山的宠信就“意益坚不摇矣”。尤其是他后来媚事宰相李林甫，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所谓：“右相李林甫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旧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大量胡人成为唐朝边防军战士，对担任边帅长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军将及节度使能有效统驭番兵;另一方面，则要胜任守土安边之职。盛世之下内地不闻金鼓，不习攻战，汉族将帅数量相对减少，能够为朝廷所用的将领更是寥若晨星，番兵番将成为边地唐军的重要构成，统领边军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遂势不可挡。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之下的必然结果。旧史中把安禄山之叛归罪于李林甫重用番将的建议，实际上天宝年间重用番将乃是天宝军事体制变动的结果，是边疆防御局势的要求。李林甫即使首先动议重用番将守边，也是由于这一客观形势所迫。只是安禄山这一胡人能够得到重用，与李林甫等人的推美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利用掌握的权力进一步创造政绩。
安禄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就是要让朝廷确信他可以确保唐朝东北边防的安全。为了“以边功市宠”，他常常利用欺骗手段诱杀“两番”。如历史记载：安禄山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酒宴之时酒中放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甚至不惜有意侵掠两番，制造事端，恶化边境形势。天宝四年(745)三月，唐以宗室之女赐公主名嫁于契丹、奚，实行和亲，双方关系趋于缓和。但因两番不堪安禄山屡事侵掠，遂于当年九月“各杀公主，举部落以叛”(《安禄山事迹》卷上)。这样，安禄山有了出兵的理由，也就有了立功的机会。本来，东北边帅身兼“押两番使”，绥靖两番、确保东北边境安谧乃其职守，安禄山却借之成为他仕途腾达的阶梯，其阴毒残忍与狼子野心可见一斑。更可悲者，唐朝廷却把安禄山视为东北的“万里长城”，在封赏诏书中盛赞他“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直到叛乱前夕，唐玄宗还对他寄予厚望，说“东北二虏，藉其镇遏”(《资治通鉴》)云云。安禄山正是利用东北边防之势，挟两番以邀其功，一步一步博得了朝廷的信任、玄宗的恩宠。从安禄山天宝元年(742)正月担任平卢节度使之后官职勋爵的晋升迁转，就可领略到这一概况。从这层意义上说，是唐朝的国策造就了安禄山。当安禄山扬起东北的烟尘时，皇帝所倚赖的“万里长城”反而成了推倒“长城”的人。
第三，利用进京朝觐的条件，极力赢得皇帝的欢心。
安禄山看准了唐玄宗对东北形势的态度，明白自己身当守边重任，向皇帝表达忠心十分必要。因此，安禄山总不失时机地以个人的方式向唐玄宗传达这种信号，除了时常地进献贡物、俘虏以表明东北的安定外，安禄山很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表忠售奸。进京觐见时，他总是会用很肉麻的话表达忠心。在宴会上，安禄山进奏：“臣生番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唐玄宗以为“诚”，甚是怜爱。在唐玄宗面前，安禄山反应敏锐，回答皇上的提问，有时还不乏诙谐。安禄山长得很胖，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350斤。安禄山每行，必有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有次朝见，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诙谐中很确切地表达出自己对皇上的赤诚忠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安禄山赢得皇帝的欢心，最著名的有三件事可说。
第一件是他当庭跳“胡旋舞”。胡旋舞是唐朝时西域传入的一种乐舞。据说舞者要在一小圆上“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子上”，舞姿十分奇妙、引人入胜。有人描绘说，舞者在鼓乐的伴奏下，举展双袖，翩翩起舞，若回雪飘飘，左旋右转，令人目不暇接，其速度之快就如车轮飞奔、旋风狂吹。精通音乐的唐玄宗对此十分喜爱，安禄山也练就一副好身手，每当玄宗兴起，令其作胡旋舞，都能得心应手，“其疾如风”，令许多专门的伎人都为之汗颜。要知道，安禄山身体肥胖，行走都不甚方便，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竟能一丝不苟地完成难度极大的胡旋舞，其心可知。诗人白居易《胡旋女》还曾借事咏怀：“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团圆。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第二件是天宝六年(747)初春的朝会上，安禄山不拜太子。当时，唐玄宗把太子李亨向安禄山作了引见，他却没有以礼拜见。众人都觉惊讶，劝促他赶快行礼，安禄山拱手而立，根本不正眼看太子，还说：“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唐玄宗曰：“吾百岁后付以位。”他答以：“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乃行礼再拜。其实，这是安禄山借口不知皇太子而向皇帝表达忠心。
第三件是天宝六年安禄山请做杨贵妃养儿，此举得到皇帝的准许。这一年他45岁，比杨贵妃年长十六七岁。安禄山朝见，必先向贵妃行礼而后再拜见皇帝，唐玄宗很奇怪，他答曰：“番人先母后父。”时杨贵妃得宠，宫中称为“娘子”。杨贵妃以安禄山为子，宫中称之为“禄儿”。安禄山每次入京朝圣，遂可自由出入禁中，有时与宫人调笑，也毫无避讳，有时与贵妃对食，甚至通宵不出，以至于有许多绯闻传播。安禄山请做贵妃养儿，博得了唐玄宗的更大恩宠。当时，唐玄宗对他出入禁中从不生疑。天宝十年正月，杨贵妃为安禄山做洗儿礼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并高兴地按照宫中洗儿礼的规矩赏赐他们。
安禄山起兵反叛之前，不仅身兼三镇节度使，有亲王的封爵，还兼领河北、河东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群牧使、闲厩使，能够控制边地牧场和马匹，职权渗透到陇右(西北)地区。妻子为命妇、儿子得恩赏，京城之内赐豪宅，平日美馔珍馐，更是无以复加。安禄山所得封赏、爵位、官职、恩宠、身份，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是任何一个胡人都无法与之比肩的。
概括安禄山的发迹之路，我们注意到他具备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基于种族出身和经商的本性，他在唐朝边疆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土壤。安禄山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才智，在唐朝的东北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功。二是洞悉仕途之上的游戏规则，把个人才华和皇帝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使皇帝信任自己是一个可以倚赖的“万里长城”。三是巧妙地利用中央朝廷的关系寻求代言人，积极营造个人发展的政治环境和条件，善于把握机遇，顺利进入高层视野并成为皇帝的“宠儿”。四是紧紧抓住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充分利用了与杨贵妃的“母子关系”讨得皇帝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他没有叛乱之前，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的人，唐玄宗都下令押送给他处理。
安禄山从唐朝的边疆守将走上叛乱进而与皇帝分庭抗礼，不是朝夕之事。这与安禄山自身的经营有关，也与唐朝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有关，不可一言以蔽之。在安禄山的行动还能遵循帝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准则时，即使朝廷施加的恩宠再深，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最终走上了叛乱，后世评论他的步步高升，就视同为盛世的“怪胎”、“妖魔”。无论如何，是当时的历史条件给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和投机者提供了舞台，这样的人能够发迹并且能够红透北部边疆乃至映照到唐朝中央朝廷，正给我们思索大唐帝国从太平盛世走向动乱和衰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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