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可能是看中了爷爷身上有和他相同的品质——守信、敢作敢为。”乔燕和说，爷爷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对康、梁二人很崇拜，对西方文化也很钦慕。“爷爷思想先进，在老家祁县创办过私塾;在别人还穿长袍旗袍时，他就穿上了西式衣裤，大家甚至笑话爷爷穿着裤子站着尿尿。”
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74号，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洋楼，这里就是“晋商翘楚”乔致庸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德通票号”。1943年，乔氏家族第七代乔燕和就出生在这里。从她保留的一张儿时与父亲的合影中，人们还能看到那块已经消逝的“大德通票号”木质招牌。
2006年，通过电视剧《乔家大院》，人们对乔致庸以及乔家的传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间甚至流传“从政必看曾国藩，经商须学乔致庸。”而把这段历史搬上电视荧屏的，正是乔燕和。不过，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她，并没有传承乔家的衣钵从商，而是15岁入梨园，研习昆曲几十年。
8月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方昆曲剧院排练厅见到了乔燕和，年近古稀的她正带着学生们排练新戏，一颦一笑，一招一式，生动传神。虽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但乔燕和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家——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乔家大院。1990年，乔燕和第一次回到乔家，“当我第一次看见乔家大院时，感到很震撼。这里虽不是山西最大的宅院，却记录着乔家几百年来的兴衰，沉淀着祖辈们几百年来的晋商精神。”
乔家的经营之道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经济学家梁小民曾做过统计，从明朝初年到民国初年的500多年间，4大晋商的年总收入甚至赶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在清代全国的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分布最广的也是晋商。乔致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818年，乔致庸出生在山西祁县一个商贾世家，是乔家第三代，人称“亮财主”。他执掌家务期间，乔家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人们将其统称为“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家已经在全国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有人说，乔家鼎盛时“富可敌国”，对于这一盛况，乔燕和并没有听家人提起，她唯一听说的是，乔致庸晚年时给北洋水师捐过一艘军舰。
作为第七代，乔燕和并没有感到自己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在她儿时的记忆中，乔家的家规很严格。“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许浪费，不许丢米粒。大人们还吓唬说，女孩子如果把米粒剩在碗里，将来就会找一个‘麻子脸’的丈夫。”长大后，乔燕和才渐渐从爷爷和父亲那里了解到一些家族的历史。
乔燕和说，乔家的先祖是一位叫乔贵发的贫苦农民。乾隆初年，先祖为了摆脱贫穷，离开家乡山西祁县乔家堡到塞外谋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西口”。10余年后，他和同乡开了一间经营粮杂的小字号“广盛公”，但由于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在关键时刻，先祖的生意伙伴看他为人好，相约3年后再来收欠账。先祖就这样起死回生，3年后不仅还清了欠款，生意还兴隆起来。”此后，乔家就立下家规，“慎待相与(生意伙伴)”。就是说，一定要谨慎考察生意伙伴的人品信誉，不本分老实的人就是利润再大，也不与之交往;一旦结交，在对方遇到困难时，就要竭力相助，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绝交。“从此，乔家有了经商重诚信的条规。不过，真正将乔家家族生意发扬光大的，还是祖爷爷乔致庸。”乔燕和说。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谈起祖爷爷，乔燕和相当钦佩。“小时候，爷爷时常会提起祖爷爷，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祖爷爷性格豪爽，80多岁了还能大口喝酒、吃肉。他一直坚守家规，诚实守信，聪明却不精明。祖爷爷很有文化，而且有创造力，总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特别是在动荡的年代，他能将乔家产业做大，更重要的是知道怎样用人。”
乔燕和说，乔家有条规矩：大小字号的掌柜，都不能由乔家人来担当，而是选择德才兼备的外姓人，并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祖爷爷看人眼光很准，破格提拔了很多人。他培养的一位叫贾继英的人，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路过山西因为缺少盘缠，只能向晋商借贷。许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只有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的经理贾继英答应了。他没有请示，无偿向朝廷捐了30万两白银。乔致庸听后，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提拔了他。后来，慈禧太后躲过灾难回到北京，为了还乔家的人情，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交由乔家来经营。筹备户部银行时，慈禧又想起了贾继英，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
乔燕和在筹拍电视剧《乔家大院》时，看到了很多史料。“当年，乔家曾有个大掌柜叫马荀。因为他不识字，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写成‘苟’。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很多，祖爷爷却选了一个文盲管理大商号。”乔燕和说，其实马荀原是乔家在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但他经营有方，粮店连年盈利，甚至“复盛西”商号还需要这个小粮店来贴补。原本，一个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荀来到祁县时，称自己是“大掌柜”，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他。乔燕和说：“马荀把包头的商业情况当面向祖爷爷做了汇报，祖爷爷发现他讲得头头是道，是个人才，就另给了他钱作资本，来独立经营粮店。”后来，马荀果然出手不凡，为乔家赚回了大把银两。
乔燕和告诉记者，那时乔家的票号就已经有了股份制，员工可以根据资历和功劳的多少分得股份，每年定期分红。乔家也特别注重员工的利益，在乔家商号有这样的规矩：每年伙计们都有带薪的年假，如果要回家探亲，除了发放寄存的工钱外，商号还要另外给伙计做3套衣服，让他衣锦还乡。所以，当年进了乔家，就像是今天当上了公务员，衣食无忧。
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
乔家当年拥有大笔财富，乔致庸为了防止子孙沾染恶习、不求上进，定下了严格的家规。“祖爷爷治家极严，有六不准：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冶游(男女出外同游)，不准酗酒。我想乔家兴盛200年，富了六代，这也是内在原因。”
乔致庸共有6个儿子，对他们的教育尽心竭力。在乔家，《朱子治家格言》是儿孙启蒙必读的书籍，如果谁犯了错，乔致庸就会责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他还常告诫儿孙忌“骄、贪、懒”，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乔致庸也曾想在儿子中寻找继承人，却无一理想人选。他对儿子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他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不是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当大业。最后，只能把家业交给了长孙乔映霞，也就是乔燕和的爷爷。
“这可能是看中了爷爷身上有和他相同的品质——守信、敢作敢为。”乔燕和说，爷爷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对康、梁二人很崇拜，对西方文化也很钦慕。“爷爷思想先进，在老家祁县创办过私塾;在别人还穿长袍旗袍时，他就穿上了西式衣裤，大家甚至笑话爷爷穿着裤子站着尿尿。”
“先派”乔映霞很好地继承了乔家诚恳踏实的经营风格，“宁可少赚钱，不能失信;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甚至，宁肯赔钱也不能失信。”为了守住“信义”二字，不惜赔上身家。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当时山西发行的钞票是“晋钞”，阎锡山失败后，晋钞迅速贬值，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概是250000∶1。乔家“大德通”票号的存款以山西本省的最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大德通就可趁机大赚一笔。但乔家没有这么做，几乎动用了家族的全部积蓄，用新币付给存户。存款户没有吃晋钞贬值的亏，而已经陷入困境的乔家，则亏空数万两白银，雪上加霜，让“大德通”彻底走向了没落。
对于家族的这段历史，乔燕和记忆犹新。“爷爷说‘大德通’是为此倒闭的。我们这么大的店号，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到衣食无着落的地步。但对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他们就可能身家性命不保。”乔家一直坚持着这样的赔本买卖，直到1952年，最后一家“大德通”钱庄关了门。乔家两百年充满传奇的历史也宣告终结。
“以前父亲就想为乔家立传，可惜1993年父亲突然辞世，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十几年来，这似乎是一个心结，常常萦绕在乔燕和心头。“前人做了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去总结继承，就会慢慢荒废并被人们遗忘。”2003年，退休的乔燕和终于有机会筹拍了电视剧《乔家大院》，她没有想到，这部电视剧会那么火，乔家的经商和处世之道一下子传遍了大江南北。
现在，乔家已是第九代了。“乔家后人大多是公职人员，属于工薪阶层，普通而平凡，但还是很重视教育。”乔燕和介绍，家族中20个子女出了2个博士、3个硕士和12个大学生。“大多数人都在北京，因为人太多，工作也忙，在商议家族事务时，只好各家派一个代表参加。每隔几年，家族成员会一起去大院儿聚会，也是对前辈的一种怀念。”乔燕和说：“乔家的生意终结了，可乔家的精神却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我们这个家族70多口人，没有一个‘作奸犯科’的，乔家的后人们也一直恪守着祖先留下的规矩，诚信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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