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类比下西方近代的情况)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著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代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的。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呢啊。
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本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吗，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应该怎样呢？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却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叫做“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给史实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权利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队伍抢劫一般的征税，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可不是我们今天日渐成熟的商品市场，而且下到民间就又与初衷相背离很多，难保农民、官员不受害。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疯狂的矿监税使之风下，山东临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帮破产了三十六家，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各种商店只剩下个别苟延残喘。而工商发展最欣欣向荣的天堂城市苏杭，也因税使大肆压迫民变突起，暴动频发。本是怀德治国的万历皇帝，却不知民间疾苦，一味用暴力坚持着他祸国殃民的荒唐搞钱计划。
万历的错，就错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虽说他的“怠政”并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却无疑失去了一双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为经常夸大其词，小题大做，也让他失去了对官员们起码的信任。我愿意相信万历不是一个一祸害苍生为目的的君王，他是怀着给自己修宫殿造陵墓的私心，也准备从商业税下手搞一个新局面，但绝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毁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层，万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为一切还好，没有言官上书得那么可怕，而且矿监税使带回来的银子实在是太可观了，让他更不愿意放手。这个腹黑的皇帝拥有着老练精明，却被骨子里无法抑制的贪婪拖得不愿挪动。要知道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进步的路必须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到人民和历史因素，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慢慢推进，想要通过明末的“萌芽”就进军到西方近代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他的矿监税使，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坏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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