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称颂为“一代圣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汉文帝以来的第一个好皇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当然如何全面评价康熙其人,不在本书叙述的范畴。但是,如果从海洋的角度来讲,特别就其“迁界”留给国家、民族的后遗症而言,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诚然,康熙坚持收复台湾,实现江山一统,应当高度肯定。1683年,他派遣施琅率领战舰300艘,精锐水师2万人,大举进攻澎湖。经过7天激战,逼退了郑经部署在澎湖的兵力。不久,郑经的儿子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清军顺利进驻台湾。清政府同时接受施琅建议,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与此同时,康熙遏制沙俄扩张,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功不可没。
但认真回顾一下,台湾、澎湖当年的丢失,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对海洋的背弃。自文、宣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对海上滚滚而来的巨大商机不闻不问,也闭眼不看从海上步步逼近的严重威胁,西方殖民主义者赶走这个来了那个,这个抢走这个岛屿,那个抢走那个岛屿,全都没当一回事儿。待荷兰人将偌大一个台湾岛从眼皮底下夺走,朱元璋的这些灰孙子们才傻了眼,然国运式微,已经没了脾气,只能以崇祯吊死在煤山的一株歪脖子树上作了结。照理说,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该很好反思前朝丢失台湾的深刻教训,认真思索老对手郑成功在海上与其长久相持的奥秘,从中好好领悟背海而衰、向海而兴的治国之道。敢于学习和汲取对手的长处,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圣者。
说也奇怪,康熙有宽大胸襟肯定郑成功对前朝的忠诚,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但他却无开阔视野去接受这个老对手重视经营海洋的成功战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郑成功爱海他恨海,郑成功视海路为活路,他视海路为绝路。他在与郑家军多年的征战中,居然听了郑氏降将黄梧的馊主意,不但杀郑芝龙坚定了郑成功反抗到底的决心,还继续秉承明朝禁海杜绝民船通匪的败招,进而坚持实施长达20余年的“迁界令”,像赶鸡鸭一样,将世代久居海边的百姓全部撵走,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沿海无人区。
现在冷静下来分析,清朝开国之初在东南沿海颁布“迁界令”,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经济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出身游牧的满清皇室贵胄,因对大海的陌生而产生了对大海的恐惧;或者是太过相信自己在兴安岭、长白山围猎的本领,以为只要有了沿海无人区,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张开了大网,逮郑成功会像逮围网中的狍子、兔子。康熙和乃父顺治被深山老林锁住的脑袋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当藩篱它就是禁锢你的藩篱,你把大海当通衢它就是任你纵横驰骋的通衢。
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想够够不着,想避避不开,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不但禁止渔船、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中国岛民的生计。“禁海令”推开后,虽然尚未强迫迁移,然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被堵死。岛上居民顿失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我们先民本来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这严重阻碍了国家、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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