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会真心谢谢彭玉麟砍了其侄子之头?但只要还想在官场里混,李鸿章就不能不取此姿态。再怎么混账的政体形态,再怎么水深的潜规则,其公布于墙上、报上的立政思想,都是会高唱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潜规则潜在水里起作用,将其打捞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就见光死了。彭玉麟在处置李鸿章侄子中,其手腕了得,就在于将大清帝国的显规则从海底里打捞出来。
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湘军猛将,这人打起仗来,有一股南蛮子的勇气,而与武夫得天下者大不同的是,彭玉麟帮衬着大清重新打来江山,并不心生蛮横恶语:老子是打江山的,老子就得坐江山。只是大清政府着力要维护打江山必须坐江山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律则,朝廷霸蛮叫他做官;要他做官,他就推辞,推辞不掉,他只好做,做了不久,做得也好,朝廷又要升他官,他又推辞,据说连续推辞了六次;你可能觉得他是作秀,真不是的,他不是作秀,他有这般优秀。朝廷要他做官都不做,天下有这么怪的人?朝廷不太相信,就问曾国藩,这彭玉麟是蠢汉犯傻还是漫天要价?曾国藩说:“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彭玉麟只想为国家做事,不想为朝廷做官,国家有事,他定然出山,事做完了,他就准备卷被盖归山,“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剪海中之鳄。艰难时局,矍铄是翁。”最后到底辞官,归了老家湖南去画梅花了,他一生最爱梅,据说其画梅花,画了万余幅。
不是他不会做官,也不是他做了官就不能做人了,很多官僚,有了官品,就没了人品,为保人品,就得弃去官品,彭玉麟不是这回事。他做官,像打仗一样,有一股向政敌(此处所谓政敌,是清明政治的公敌之意)挑战的勇气,也像一般政客一样有从政手腕。比如说,他在安徽办了一桩案子,就很能展现他之毅然勇气、沛然正气与谋政老成之气。
“彭雪琴貌清瘦,如闲云野鹤,出语声微细,至不可辩,然每盛怒,则见之者不寒而栗。”他做官并不高声大叫,爱耍威风,但碰到了一些缺乏底线的恶事,他也会雷霆之怒,即使天塌下来,他都要去顶一下。他有次视察工作到得安徽合肥,听说了有一官家二代,为非作歹,专干欺男霸女与强抢恶索勾当,地方官员都不敢过问,他就绾来法绳,一把将其就地正法。
“巡阅长江水师至皖,合肥李氏势方盛,少荃相国犹子某素骫法,时出夺人财物妻女,官不敢问。”少荃者,李鸿章也,其时当的是相国,皇上亲王之外,他是老子第一了,有这么大的后台撑腰,在合肥那地,合肥首长难做主,李合肥子弟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地方首长都奈他不何。李鸿章有个侄子就是这么霸道的,“一日,夺乡民妻去”,乡民求告无门,四处信访,都没用,听说彭玉麟来了,“乡民诉诸公”,彭玉麟听说有这样事,声微细顿转雷霆怒,下了一张帖子,叫人唤来这位纨绔子弟,公子哥儿。
这家伙果然傲慢惯了,到了彭玉麟水师船上临时法庭里,也是眼高于眉。彭玉麟先是声微细询问:“乡民告若夺其妻,有之乎?”这家伙怎么着?“某直悍然应曰”,他根本就不输火,实话实说:“然”,对,我是抢了良家妇女,干了。这一下,彭玉麟心中之火如一根火柴点了汽油库,掷下签子,给我打,“公打怒,命笞之无算。”
太子党屁股上动棍,等于是太岁头上动土,一时间,官场最常见的景观出现了,递纸条说情的,登上门来说厉害的,络绎于途,说客盈府门,纸条满抽屉,“府县官皆至,悚息哀求”,打了这么大官的下一代,当事人没吓住,地方官尿了裤子,尿到脚背上了,不待犯事违法家人来打点,这些为政一方者,不但以同事私谊来找关系,且竟都以官方身份发公函来说情。
市长县长,其时职务在彭玉麟之下,自然按官场潜规则言,官员说话分量是跟官员官位成比例的,府县官门一个个来吹说情风,分量不够,“公不之许”,彭玉麟不因说情而枉了世道正义,屁股照打,牢房照关。看到彭玉麟吃了铁砣铁了心,那些官员继续走潜规则与暗权力程序:请来更大的官员来,一级压服一级,平级说服平级,“俄,巡抚以刺请见。”
官官相护,其保护力度要多大有多大,安徽最高行政长官都来说情了,轿车风驰电掣,已经开到门口了。省长当面来跟彭玉麟交涉,彭玉麟能顶得住?省长之上,更有相国,相国要亲自发电报打电话来,彭玉麟顶得住?也许凭一腔在胸正气,凭一股奋发忠勇,能够抗住,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来了,一点面子都不给,那彭玉麟打违法者屁股,则会被他们换算为打领导人脸蛋,彭玉麟在政界里的立身环境就岌岌乎殆哉了。
彭玉麟勇气之外,正气之外,从政谋政是很老气的,很干练也很老练,“公命延接”,省长递名片来,不能不接,但若接了,法律就没了,正气就废了;接必须接,但可以缓一下接。他一边对报信者说:你步子慢一点,去迎省长进来;一边对审案人说:你刀子快一点,去把这家伙头砍下来,“阴嘱吏曰:‘趣斫之’。”
省长进屋说情来了,李鸿章侄子脑壳砍下来了。就在这么一个空当里,彭玉麟将社会正气与官场习气两相结合,完美完成,实现双赢,“巡抚足甫登舟,而吏持头复命。”
在这一官司里,一边是社会正气,一边是官场习气,彭玉麟夹在其中,那情形也是走钢丝。钢丝能不能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据说经历了几个阶段,原始社会是好社会且存疑,而最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次之是封建社会。体制有多恶,能恶过家天下?官场有多黑,能黑过封建社会?但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官场之中,彭玉麟居然也可以让人类正义比较稳当地走过钢丝线。而提供给彭玉麟的空间其实比较窄,就是延迟三五分钟,拖延放进领导来说情。我想,若是换一个朝代,也许空间更大,比如把案子通报给新闻媒体,请人先将案情投放到互联网去,估计不但府县官不敢来,省长更不敢来了吧。这是说,不要啥都怪社会,只要心中真有正气,社会伦理,人间正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一些空间可以伸张的。
彭玉麟处理善后,也是很可道的。他办完案子,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公乃移书合肥相国”,把很多高帽子给李鸿章戴,夸李鸿章是帝国顶梁柱,是大义灭亲的帝国好官,“令侄败公家声,想亦公所憾也,吾以为公处置讫矣。”李鸿章嘴巴张得老大,可是他有甚话说?只能是连声道谢,谢彭玉麟为国为民除害,“合肥复书谢之。”
李鸿章会真心谢谢彭玉麟砍了其侄子之头?但只要还想在官场里混,李鸿章就不能不取此姿态。再怎么混账的政体形态,再怎么水深的潜规则,其公布于墙上、报上的立政思想,都是会高唱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潜规则潜在水里起作用,将其打捞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就见光死了。彭玉麟在处置李鸿章侄子一案中,其手腕了得,就在于将大清帝国的显规则从海底里打捞出来。
如果说彭玉麟利用大清显规则,是借力打力;那么彭玉麟运用群众民准则,是借民为民,有此两项做桥墩与基石,彭玉麟在暗权力里走钢丝,走得也挺稳当的。这可存些信心:如我们去些私心存些公义,那是会有一定概率,钢丝也能走成钢索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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