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朝代宫女的数量是不同的。被选中的宫女一部分被分配到皇帝、皇后、嫔妃、公主、阿哥等各宫中随侍。不同等级的人配给宫女的数量也不同，在清朝的典制书里，康熙朝规定：皇太后十二名宫女、皇后十名、皇贵妃八名、贵妃八名、嫔妃六名、贵人四名、常在三名、答应两名。这些分配到后妃身边的宫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侍候后妃们的穿衣吃饭、生活起居，有时嫔妃宫中侍寝皇帝的临幸时，这些宫女也要在一旁伺候。
所谓宫中侍寝，就是侍候皇帝睡觉。这是嫔妃获得帝王宠幸的必由之途。因为嫔妃太多，皇帝为了决定侍寝人选，嫔妃为了邀得宠幸，就发生了许多令今人匪夷所思的事。众所周知，骰子是一种赌具，但是在唐开元年间，竟被宫中称作“媒人”，这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原来，皇帝不耐烦为择妃侍寝而费神，就让嫔妃们掷骰子来定待寝者。风流天子李隆基的“蝶幸”法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唐玄宗让嫔妃们在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将亲自捉来的蝴蝶放飞，这个蝴蝶停在谁的头上，谁就能得到唐玄宗的一夜之幸，另外，历朝历代还有令嫔妃掷金钱以赌嫔妃的“投钱赌寝”法，使嫔妃们竞相扑捉流萤，以先得萤虫者受幸的“萤幸”法，向嫔妃发射香囊，以中者得幸的“香幸”法等等侍寝大法，无不让人瞠目结舌。
由于后宫嫔妃很多，因而大多数嫔妃对于侍寝只能抱以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态度。当然，亦有不少宫中女子对侍寝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种种方式争取侍寝，以图获得皇帝的一夜宠幸。西晋武帝司马炎是好色之徒，曾经于公元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亡东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后宫，于是司马炎的后宫便有万人规模。司马炎为临幸的方便，便自己乘坐羊车在后宫内逡巡，停在哪个嫔妃的宫门前便前往临幸;而嫔妃们为求皇帝临幸，便在住处前洒盐巴、插竹叶以引诱羊车前往。这就是著名的“羊车望幸”法。后来南朝宋文帝自己没有什么创意，便学起此法选择临幸嫔妃。当时潘淑妃聪慧过人，很有心计，就在自己的寝宫门外插以青竹枝，地上洒以盐汁。羊很喜爱这两样东西，它远远地望见潘淑妃门前的青竹枝，嗅到盐味，便直奔而来，舐地衔枝，逗留不去。宋文帝慨叹道：羊都因为你而徘徊，何况人呢？于是，就常到潘淑妃房中过夜。潘淑妃自然是精心打扮，殷勤侍候，百般献媚，从此宠冠后宫。
在这些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同时，在一旁伺候他们的宫女们因为已经情窦初开的年纪，自然是春心荡漾，便争先恐后地加入这龙床争宠的女人的队伍之中。宋代真宗的李宸妃原是侍候章献太后的小宫女。有一次，宋真宗偶尔经过时想要洗手，小宫女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巴结地端起盥洗器具前去服待。皇上见她肤白色美，就与她聊了起来。她趁机对宋真宗说，自己昨晚忽然梦见了一个羽衣之士，光着脚从天而降，对我说，你马上就可以生个儿子了！真宗正没有儿子犯愁，听了小宫女的话之后，不禁喜出望外，当即就把小宫女抱上了龙床，没想到事过不久，小宫女真的怀孕了。隔年生了皇子之后，小宫女摇身一变成为了李宸妃。
宋徽宗时代的乔贵妃和韦妃起初入宫后是共同待候郑皇后的两名宫女。在共同的工作岗位上两人情同手足，于是便结为姐妹。她们约定“先贵无相忘”。也就是说，谁先得帝王的宠幸，可别忘了提携姐妹一把。后来乔氏先得幸于微宗，便在一夜春风的御枕边推荐了韦氏。韦氏由此而得到徽宗的一夕宠幸。于是，姐妹二人双双封妃。有时，帝王的糊涂加上宠妃的任性，会闹出所谓误幸之事。有的聪明的宫女便会抓住机会，李代桃僵，从而成为了龙床上宠幸的嫔妃。汉景帝时一天夜里欲召幸程姬，偏巧程姬有月事不能侍寝，宫女唐儿就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当她精心打扮一番前来见到景帝之时，景帝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真假莫辩，以为唐儿就是程姬，一夜风流缠倦之后，便使唐儿怀孕了。于是，唐儿从一个宫女脱颖而出，加入了宠妃的行列。
然而，这些宫女为了抢占后宫的一席之地，要饱尝多少辛酸的泪水。她们原是侍候别人的宫女，为了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身份，便让自己甘愿变为皇帝泄欲的玩偶或传种的工具。但是，就连这种被玩弄，也要千方百计地等待时机，想方设法地讨好皇帝。这充分暴露了封建时代宫女制度的残酷性！
因为临幸宫女还差点引发一场国本之争
一天，万历帝去母亲慈圣皇后所居的慈宁宫请安，碰到了一个宫女王氏，这个宫女长得很普通。美女充下陈的后宫，只有一个成年男性万岁爷，这样的宫女要得到雨露沾润何等困难。可万历帝那天不知道怎么对这个普通的宫女突然有了性趣，匆匆临幸一把。--所有的宫女都是属于皇帝的性资源，就如猴王霸占猴山所有的母猴一样，皇帝这样做很正常。而世上中大奖的总是那些偶然花小钱买一张彩票的人，那些想通过彩票发大财的人却往往血本无归。好些嫔妃长门望断，用各种方式取悦皇帝，向送子观音祈福，都没有作用。
宫女王氏，想不到被皇帝临幸一次，竟然怀孕了。这种皇宫内的"小人物中大奖"的传奇，不止发生一次。当年宪宗被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万贵妃控制，和其他妃子怀上孩子后都被万贵妃想办法打掉。一次他偶然去宫内某个仓库，碰到一个来自广西的瑶族宫女纪氏在看守仓库，他兴致来了，临幸一把，意外地怀孕，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瞒着飞扬跋扈的万娘娘，生下了一个皇子，便是后来的明孝宗。
万历帝知道宫女怀孕后，觉得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己却偷偷地把母亲身边的服务员肚皮搞大了。于是他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可太后李氏是何等厉害的角色？自己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能不知道？有一天，万历帝陪太后吃饭，太后问起此事，万历帝矢口否认，太后于是拿出皇帝的起居注。--上面详细地注有何年何月皇帝临幸某人，这当然不是宫内有无聊的八卦记者，如此做是对帝系血统纯正负责，否则的话有可能让龙子凤孙湮没于众人中间。如此看来，皇帝这个世上最大的公众人物，丝毫不可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白纸黑字，无可抵赖。万历帝见此很是害怕，以为老妈要责怪自己。可天下的老妈一个样，不希望儿子胡闹，但如果儿子胡闹出孙子来，自家添丁，却又很高兴。太后说：我已经老了，还没有能抱孙子。如果怀上的是男孩，那就是祖宗社稷的福分。然后又说了句：母以子贵，哪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太后对怀上朱家血脉的宫女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她也是宫女出身。以后，她一直充当着王氏和皇长子的保护神。
于是，十年四月，王氏被晋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皇长子出生。
王氏尽管意外生子，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郑妃小万历四岁，长相漂亮自不用说，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皇帝富有四海，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皇帝是天子，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生怕龙颜大怒。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难免寂寞孤独。而郑妃不一样，她活泼而善解人意，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敢和皇帝开玩笑。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别人不能提供这些。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宠爱郑妃。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但满朝文臣，特别是申时行、王锡爵登大学士，看到的不止是这些，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前文说道，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直接导致了万历荒废国事，明朝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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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妻妾之众，可以想象。那么，她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在一些影视文艺作品中，对这个神秘的“禁区”，随意杜撰，造出许多不近情理而又离奇的故事来。有的说，皇上每夜都要“召幸”一位后妃，要召某妃侍寝，由太监背着或抬到皇上下榻处侍寝，也有的说皇帝人寝被角不裹，被召幸的妃嫔脱光衣服后，就从脚下爬进去等等，这些都是不近情理，凭空臆造出来的。其实，不同的朝代，后宫里的帝后妃嫔们侍寝皇上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
周代嫔妃与帝王共寝讲究日辰
周代时，尚未有敬事房太监所司之职，皇帝的房事是以日、月、星、辰来决定的。周代人央定事情喜欢按天体、阴阳、历数来决定顺序。甚至嫔妃和帝王同床的顺序，决定起来也要依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所谓依照月的阴晴圆缺，首先要搞清楚，在每月初一到十五月亮会逐渐满盈，而由十五到三十的后十五天则会逐渐变缺。以此推断，初一到十五，宠幸的对象由地位较低的开始进行到地位较高的;而后半月则正好相反，是由地位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低的。
据《礼记》记载的周代后妃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御妻。”意思是，天子有六宫娘娘、三位夫人、九位嫔妃、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位妻子，加起来就有一百二十六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称的老婆。有了这种所谓的后妃制度，天子们自然是乐在其中，并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一代代传下去。就像谬误的真理，传到后来就从原来的“一百二十六”成了“三千”。在这“三千”多的美貌女子中，皇上召幸皇后和三位一品夫人自然都拥有绝对的优先权。九嫔以下伺候皇上时，都是由九个人共同陪伴皇帝就寝。一个男人和九个女人睡在一起，荒唐至极，难以设想。多少后宫女子，她们的青春、才华、美貌都成了统治者淫欲的牺牲品！
汉昭帝的后宫召幸受制
到了汉代的元凤政变后，霍光的权势达到无人能够制约的地步，霍氏外戚集团完全控制了汉廷内外、朝野上下。霍光虽然无皇帝之名，但已行皇帝之实。霍氏专权，连汉昭帝刘弗陵的官帏召幸妃嫔也要受霍光控制。汉昭帝即位时仅八岁，四年后立上官氏为皇后。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甥女，时值六岁。
汉昭帝刘弗陵稍大后，就被霍光的左右亲信层层包围封？锁起来。外有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皇宫卫尉保护皇帝出入，内有皇后——霍光的外甥女在监视。皇宫人员都顺从霍光的旨意，甚至于以皇帝体弱为由，示意御医们让皇帝“禁内”，禁止皇帝去别的妃嫔处居住，更不许召幸。霍光还规定皇宫内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穿有前后裆的裤子，不许穿裙子。而且所穿的前后裆裤子还须多扎几根裤带，以免年轻皇帝性欲冲动而临幸其他的妃嫔，为的是让汉昭帝只专注他的外甥女，让上官皇后为昭帝生下一男半女，帝位的继承人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这样，除了上官皇后外，众多后宫佳丽都不得侍寝皇上。不过，虽然上官皇后专房擅宠，却没有生下皇子皇女，直接导致了昭帝在位十三年。却无子嗣。更为荒唐的是，自霍光宣布后宫中妃嫔不准穿裙子多扎裤带的规定后，曾有好几个妃嫔因触犯此规定而不幸冤死黄泉。
晋武帝坐羊车选寝妃
西晋武帝司马炎后期生活腐朽、奢侈无度。公元273年，选中品以上文武官员家里的处女大批入宫。第二年又选下品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里的处女5000人入宫。至此连同魏元帝及吴末帝孙皓的宫女5000多人，后宫的美女达一万以上。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因为每天不知择谁侍寝才好，就以羊拉御车，羊在哪个妃子住的房前停下，他就与那个妃子饮酒作乐，并就寝于该妃之室。众妃嫔绞尽脑汁想法争宠陪侍，于是有的妃子便将竹叶插在房门边，有的把盐汁浸洒于门前空地上，从而引来皇上的羊车，以便能得到皇上的青睐。达到侍寝争宠的目的。后宫中的胡贵妃是晋武帝最喜欢的妃子，因为胡贵妃不仅自身长得漂亮，性情柔和，最关键的还是她善于弓诱羊，所以晋武帝经常在她那里留宿。
唐朝后宫侍寝讲究顺序
人们习惯上称“后宫佳丽三千人”，实际上，在唐朝三千不过是个虚数，唐朝的后宫多达数万名美女。由于美女众多，后宫侍寝的分配自然成了难题。不过，唐朝后宫女性有明确的地位，依次是：皇后;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以上为正一品);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嫒、充仪、充容、充媛(以上为正二品);二十七世妇：婕妤九人(为正三品)、美人九人(为正四品)、才人九人(为正五品);八十一御妻：宝林二十七人(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为正七品)、彩女二十七人(为正八品)。这些有地位的嫔妃，当然还有许多随侍的女官、宫女、杂役等，数目非常庞大。唐朝后宫陪侍御寝的顺序，是按照月圆月缺来制定的，与周代大同小异。
每月的前十五日为渐满，后十五日为渐缺，所以从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轮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则反由地位高的轮到地位低的，皇后及四夫人有优先权，九嫔以下则“九九而御”，即每九个人共同承恩一夜。详细一点说来，初一到初九是八十一御妻每九人共享一夜，十三是九嫔，十四是四夫人，十五就是皇后独享;同样，十六也是皇后独享，十七是四夫人。十八是九嫔，十九到二十一是二十七世妇，每九人共享一夜，二十二到三十则是八十一御妻每九人共享一夜。整体说来，皇后两夜，四夫人两夜，世妇六夜，御妻十八夜，对嫔妃而言是公平的分配，然而对于天子来说，不能自由选择，又要一次应付好几个，实在不是愉快的事。虽然后宫嫔妃陪侍御寝的规定明明白白，但因为嫔妃众多，不时有人身体不适或月事到来，所以每夜的当班人很繁杂费事，因此宫内多半设置“女史”专管妃嫔侍寝皇上的顺序。
唐代开元末年，唐明皇宫女妃嫔众多，于是挖空心思想出怪招——随蝶施爱。每到春天，唐明皇整天在宫中举行宴会，让众多妃子插戴鲜花，他自己动手捉一只蝴蝶，然后把它放飞，看它落到哪位妃子的身上，当晚便由那位妃子侍寝。后来，直到杨贵妃专宠，随蝶施爱这种选妃侍寝的游戏才停止不用。
清帝召幸后妃
清入关前，盛京皇宫居住处较少，只有中宫清宁宫及关雎、麟趾、衍庆、永福四配宫，大政殿与崇政殿这两大殿并无床榻，故太宗皇太极或居中宫，或只能到某妃居处暖阁中过夜，并没有单独寝处以召某妃陪侍。但清移都北京后，情况大有改观，紫禁城内各楼堂殿阁多达九千余间，除后妃居住的东、西十二宫外，皇上也有居处，如富丽堂皇的乾清宫或养心殿。皇上新婚之后，皇后随侍皇上居三个月，一直要度过新婚燕尔之期，然后才在东、西六宫中择一居处。除皇后外，皇上要召某妃嫔侍寝，便在晚饭后看牌子，翻到某位，则由太监禀知，是夜便到皇帝寝宫承欢。皇后或妃嫔每次侍寝，有太监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受胎的证据。每天晚餐之后，服侍的御前太监便会将写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签放在一个银盘中，然后跪在地上高举银盘，听候皇上吩咐。如果皇上无意找妃嫔过夜，则只须简单地说一句“退下”;如果皇上看中哪位妃嫔，便会伸手将她的绿头签翻过来。御前太监退下后，把绿头签转交给当差听事的太监。他们的任务是先通知皇上选中的妃嫔，让她洗漱准备，然后用特制的羽衣将她赤裸的身子裹住，背到皇上的寝宫。皇上与妃嫔就寝后，太监要守候在寝宫的外面。若超过了既定的时间，太监就会在外面高呼“时间到了”！如果得不到皇上的回声，太监会再次高声呼叫。如此反复三遍，皇上必须回答，而且侍寝的妃嫔一定得送回。与此同时，随侍的记档太监要问明皇帝，是否允许陪他过夜的妃嫔生孩子。如果皇上说“留住”，那么记档太监就会详细地记录年月日，以便作为日后受胎的证据;如果皇帝表示不要，则会对该妃嫔立即施行避孕措施。
拒绝皇上召幸的皇后
几千年来，皇上的后宫妃嫔众多，妃子们为得到皇上的临幸，都是不择手段恶斗争宠，都以能获皇上的召幸为最大的奢望。道理很简单，只要得到皇上的宠幸，就能成为后宫主人，就可取得荣华富贵，就可拥有一切。不过居然有人拒绝皇上临幸，听来不可思议。这拒绝临幸的就是元武帝的皇后宏吉剌。
宏吉刺皇后生性节俭勤奋，豁达开朗，不会妒忌，对自己要求严格。居住在兴圣西宫的第三皇后奇氏，受到皇帝的宠爱，经常留宿皇上。左右的大臣近侍把这些告诉了宏吉剌皇后，她并没有表现出忌妒和埋怨。一次，宏吉刺随元武帝出京巡视，途中，元武帝派内官传旨，想接见刺后，刺后以夜太深加以推辞。内官回报元武帝，元武帝再命内官说清是侍寝皇上，反复几次，剌后始终也没有答应。
历史上拒绝召幸的不仅有宏吉剌皇后，隋炀帝时期的宫女罗罗，也多次拒幸。一次，隋炀帝喝醉酒后，巡幸诸宫，偶然碰上宫女罗罗，隋炀帝一见天仙般的罗罗当即喜上眉梢，尤为喜爱，即刻召幸。罗罗深知个中奥妙，害怕萧妃，因萧妃不久前还使韩俊娥蒸发人间，不见踪影，明眼人都知道韩俊娥上了西天，因此任凭炀帝亲近，罗罗以有“月事”为由推脱不能侍寝皇上。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君主就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后宫中的妃嫔们，少说几百，多则上万，是一支庞大的“粉黛”队伍，确切的数字恐怕谁也说不清。不管她们是能得到皇上的宠幸或是拒绝临幸，绝大多数都是帝王的奴隶和仆役，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充当帝王享乐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产婆。因此，后宫中帝后和妃嫔们生活的基调是悲苦和辛酸的，她们的一生，恨多于爱，苦多于甜。哀多于乐，哭多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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