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早已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视死如归，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景象。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对死亡(自杀)保持着极度的轻蔑，仿佛只是一次短暂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描述说，屈原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遗嘱《怀沙》在发出“人生在世终须死啊，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的叹息之后，就怀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
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收录在《九章》组诗里的《渔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文学之一，其中载有屈原对渔父(隐士的化身)的动人对白。屈原披头散发地来到江边，在荒野草泽上边走边悲愤长吟，神色憔悴，形体瘦弱。他对陌生的渔夫说，我宁可跳进湘水，葬身渔腹，又怎么能让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尘土呢？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证明屈原怀有强大的自杀情结。但这篇《渔父》是典型的“他者叙事”：它只是一份旁观者的记录，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陈述，所以还是不够充分有力。
被用以证明屈原自杀的主要证据，其实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的信念已然确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沙”)。但《怀沙》也像是根据其自杀传说而炮制的伪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颂》是四字诗经体外，都是工整的六字体(不包括语气词“兮”)，唯有《怀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犹如一个民间艺人在对屈原展开精神仿写，却又完全不顾屈原本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语词风格也与其它相异，所以有人怀疑它和《远游》、《卜居》和《渔父》之类，都不是屈原的手笔，却又被人精心编入《楚辞》，以此作为屈原自杀的明证。这种蹊跷的情形，反而引发了我们的注意。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辞》注本，其“严谨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的严重质疑，指责这对父子是历史造伪的大师。但他们蓄意篡改《楚辞》，费劲地伪造屈原自杀的史实，似乎缺乏强烈的动机。在我看来，伪造屈原“遗嘱”和“旁证”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为什么当时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诗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谜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动机和嫌疑，司马迁在《史记》里例举的就有对他厌烦的两位国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此外还有秦国大臣张仪等等。这些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由他们组成了打击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虽然文华四射，才情孤高，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结果遭到政敌谗言，先是被楚怀王所嫌恶而罢官，既而又因满腹牢骚而开罪新王楚顷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罗江一带，成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但他的性取向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屈原喜爱穿奇装异服，成天弄顶高帽子(峨冠)戴在头上，衣袍上缠着长长的佩带(博带)，还摘了许多鲜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气息芬芳的花草，这种沾花惹草的习性，实在与常人大相径庭;他还多愁善感，经常为自己的厄运而失声哭泣。所有这些“娘娘腔”都成为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陈为同性恋者，甚至有人称他与年轻诗人宋玉关系暧昧，如此等等。
但仅仅从行为方式上就断言屈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同志”，其学术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要真正弄清这个历史疑团，还需对屈原的诗歌文本《九歌》加以解析。楚辞界坚持把《九歌》当作国家祭祀仪典的解说词，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像屈原这样的隐喻大师，喜欢在所有的诗赋里都注入大量象征，若不利用这种祭祀传统来寄托他的私密情感，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不妨把《九歌》里的九神，视为屈原的九个情感对象，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另一类则以男神“东皇太一”、“大司命”、“河伯”和“湘君”为代码。对这些神祗的颂扬，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似乎还在暗示作者拥有对异性和同性的双重情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双性恋的某种证据。但无论如何，从其对“湘夫人”一往情深的赞美来看，屈原保持了对异性的深切关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究竟谁才是屈原的挚爱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许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舜帝的宠妃)娥皇和女英，她们在战国时代转型成了一对神祗夫妇，主管着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水。民间祭祀仪式的核心，就是由坊间民众扮演这对夫妻，人神之间互相表达深切的爱慕，由此寄托民间男女的私密情爱。屈原遵循了传统祭典的语法，利用这一公共平台，公开唱出自己的爱情心声。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在屈原的众多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托身于她的对偶神“湘君”，大胆狂热地表达了自己的无限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成为整个《九歌》中耗费笔墨最多，情感最炽烈的诗篇。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尽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却总是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被“帝子”召见的卑微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全诗经历了期待、焦虑、悔恨和无限失望的情绪曲线。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国使臣张仪因为欺骗了楚怀王而将被杀，他以重金贿赂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爱妃郑袖，得以逃生。郭沫若以此为由，在其历史剧《屈原》中大肆渲染，把郑袖变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敌，这种胡乱敷衍的故事，竟成为现代人判断屈郑关系的依据，实在是严重的混淆视听之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厢情愿的单恋，但有一点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可能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异见者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他在《离骚》冢说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阳氏的后代)，仍然不能避免这一祸端。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防止有帝王血统的屈原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喋血悲剧。
置身于谋杀屈原的现场
不妨让我们来约略设想一下谋杀屈原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小舟夺路而逃，其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难忘。但这场水上生死角逐，最终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御用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他的肉体，粽叶(竹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而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出现在屈原纪念大会上的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在屈原被杀现场附近的汨罗山上，仅仅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十二座坟冢，大多高为五米，底部直径为八米，四周环植苍松扁柏，墓前都树立刻有“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字样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实在无法辨别，这就是所谓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则都是克隆之物。
民间传说称，此举是为了防人偷盗墓中珍宝，又说为了阻止秦军掘墓复仇，其理由听起来都相当牵强。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那就是要防止谋杀屈原的政敌前来掘坟毁尸。在发明了粽子龙舟仪式以传播真相的同时，民众还要精心制造伪墓来保存从水里打捞起的诗人遗骸。这是何等诡异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们证实了楚国政治的险恶以及人民的抗争智慧。
数百年之后，汉朝的著名文学家贾谊被汉文帝从京城贬到长沙为官，在渡过湘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辞赋来凭吊屈原，托古寄怀，籍此发出悲愤的叹息：“曾听说屈原是自沉汨罗江而永逝，如今我来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灵。只因遭遇乱世，才逼得您自杀而丧失生命。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悲伤！”贾谊的盲目抒情，无疑直接影响了司马迁的历史判断，以致他对屈原自杀说坚信不疑，而后者的自杀叙事，也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权威的阐释文本。
端午节的夏代起源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除了与屈原之死有关，也是遭受迫害的另一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当年吴王夫差罔顾辅臣伍子胥谏言，反而听信奸臣挑唆，赐其自杀，并于五月五日将尸体投入江中，由此成为民众在这天必须追思的第一冤魂。
东汉年间，十四岁的曹娥小姐因父亲溺江而亡，沿江哭寻，因不见尸首而投江自尽，父女俩的尸体在五月初五那天浮起，为避风化嫌疑，曹娥的两手竟从背后抱住父尸，其感人事迹也随之被乡民所怀念。
明朝以后，端午日又跟白蛇传说扯到了一起，因为就在端午当日，白素贞小姐饮用雄黄酒，险些露出蛇妖的本相，因此民众起而仿效，指望能起到除妖去邪的功用。
一个节日同时有具备纪念诗人、忠臣、孝女和辟邪驱魔的多重语义，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为了弄清什么是端午的最高母题，我们不得不对这个节日的起源作简明的阐释。
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谓着夏季(午月)的开端，由于隐含两个“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称为“重午(五)”，多出现于夏至前后。那天，炎热的夏季已经逼近，各种鬼魂、蛇虫和瘟疫开始欢乐总动员，古人形容它“五毒尽出”，眼见得不是个吉祥的日子。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灵纪念日，世人要在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们离去。但这一“鬼日”却因佛教传入而发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岁月的侵蚀中变得暧昧不清，只有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风俗，还约略暗示着它与鬼魂的关联。菖蒲叶片状如宝剑，方士们称其为“水剑”，后又引伸为“蒲剑”，据说可斩各种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劝慰冤死的亡灵，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驱除恶鬼，这种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构成了端午习俗的真正母题。
在我看来，一月一日(春节)、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和十一月十一日(冬节)，这六大节日，正是夏历所设定的主要节日谱系，其共同特点是日与月的序数重合，显示夏人在历法游戏上的幽默品格。除了十一月十一日的节日含义已经散失，其它至今仍在或轻或重地发挥功能。夏历首次由夏朝启用，第二次在春秋战国被部分国家应用，第三次由汉武帝重启，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夏历的三度兴起。端午节的习俗，无疑始于夏朝，又在战国时代被楚人所用，其源头远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这两位楚国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刚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当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与鬼节融为一体，成为祭祀追穰的对象。至此，端午节的起源之谜已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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