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秦始皇每天处理繁重的公务，任劳任怨，他的勤政，有目共睹。
然而秦始皇的勤政却颇有些吃力不讨好。首先百姓不领情，因为他制订的政策太霸道，百姓吃不消。其次他的操劳，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越权造成的。
事实上，秦朝建立后，确立了所谓三公九卿制的中央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权力职责的划分，颇为明确，丞相作为公卿之首长，总理政务，而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手，领监察之职，太尉则专管军事，主帝国之征伐。按理说，有了这样的分工，秦始皇应该脱离烦琐的日常政务，专注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然而事实却是，这位人到中年的君主完全从自己的宝座下来，挤占了丞相的法理职位，收受各部门的奏折，处理起日常政务来，结果本来应该是做这些事的丞相，反而成了一个秘书长，每天只是从皇帝那里接受指令，然后督促执行而已。
秦始皇这么干，与他毕生信仰的韩非思想有关。韩非讲“术”与“势”，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不能将手中的权柄授予他人。对于着一点，韩非子作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他说：“权势就是人君这条鱼的深潭。当国君的将权势让给了臣下，再想拿回来就困难了。齐简公的权势失落到田成子手里，晋国国君的权势失落到六卿手里，以致于国破身死，所以说鱼不能脱离深潭。”
韩非子进一步告诉嬴政，权势乃是国之利器，握在君王手中，君王就可以驾驭臣下；握在臣下手下，就会威胁君王。
显然这种理论给秦始皇以深刻映像，因此无论对于朝堂之上的三公九卿，还是宫廷之内的后妃、宦官乃至太子，他都紧握手中的权势，不敢放松片刻。因此终秦始皇一朝，外无权臣，内无得势的宦官，李斯、赵高，在秦始皇在位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
但是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帝国大权一手在握固然让帝王安心，然而日理万机却是极其劳累的负担，秦始皇鞠躬尽瘁，他的继承人二世尽管也想紧握手中的权势，勿失落于人。但是真的干起工作来，哪里受得了这份艰苦！于是在赵高的启发下，还是及时行乐去了。
退一步讲，即便二世皇帝也能咬牙坚持，如同秦始皇般凡事亲历亲为，但是以一人之智判断国家那么多事务，又有多少事件能得到妥当处置呢？
这个两难陷阱，姑且称之为“秦皇陷阱”，后世一些精力充沛而又志向远大的君王，往往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如朱元璋，他甚至废除了丞相制度，打算一个人就这么干下去了。可是明朝的皇帝们，又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
我的矛是天下最锋利的矛，可以刺穿天下所有的盾牌。我的的盾牌是天下最牢固的盾，可以防御天下所有的矛。秦始皇及后世所有的君王，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到底要把帝国大权一手在握还是委托给得力的臣子来处理？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后世的西方得到了解决，所谓君主立宪，皇帝不管事，所以一旦事情办砸了也不必负责，只需换首相即可。秦始皇若能如此，责任便落到了李斯头上，百姓一怒，李斯下台便可）
秦之霸道政治，演变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就是一人独裁、万夫奔命，结果也是八个字，叫做：“身死国灭、遗恨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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