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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异同:俞大猷戚继光谁品行更好

风云人物  2020-12-09 03:560

俞大猷、戚继光之共同点

两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均大体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都毕生军旅生涯,转战南北,主要功绩都是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东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两人都立功塞上,为大明朝铸就钢铁长城立下不朽的功勋;都治军严明,卓越善战,俞家军、戚家军齐名;都是兵器发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进阶少保,秩位较俞稍尊;都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俞大猷、戚继光之不同之处

一、历史功绩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就战线而言,俞大猷率师剿倭,足迹遍及浙、直、赣、闽、粤,这在当时的抗倭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年限看,俞大猷抗击倭寇侵扰的时间比戚继光长。从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东南倭患基本平息,这段时间,俞大猷20岁到63岁。可以说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度过的。戚继光比俞大猷迟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线时已是战争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纨整顿海防,进剿倭寇,打响第一炮时,就调任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始终处在抗倭第一线。每一个抗倭阵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他的参与。

何况,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职位比戚高(俞受贬官夺荫时除外),戚继光任参将时,俞大猷已在抗倭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荣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卫大捷,戚加官进爵,接替俞为福建总兵官,荫一子千户,而为此役计定后战的俞仅受赏银二十两耳。自此,戚风头颇有盖过俞之势,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而且这最后的胜利是同为总兵的戚继光将陆兵,俞大猷将水兵,夹击潮州倭与海盗首领吴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继光追歼吴平残部,吴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进右都督。俞却因种种原因落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

但不管怎么说,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二)塞上御虏

其实,戚继光名更出前辈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大寇,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独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明史》载:当其时,“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及戚继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为戚继光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道:“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藉华人黄仁宇甚至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军备的张驰,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将星西殒之际,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而俞大猷虽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风头终究比戚继光略逊一筹。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众人解救之下被夺世荫,逮捕诏狱的俞大猷无罪释放,发大同立功赎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抚李文进信任,谋划抵御俺答之策,俞审度地势,匠心独创,献兵车法,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战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俺答二十万众于安银堡,获“土木之变”百年以来最大战绩。许除罪录用,诏还世荫。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俞因发明独轮车、双轮车被誉为“世界原始坦克发明者”。

后戚继光也发明了“偏箱车”,设立混成旅,有骑兵、步兵、重战车、轻战车。俞发明的独轮车、双轮车以攻为主,利于战;戚发明的“偏厢车”以防御为主,利于守。而戚继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与蒙古人和解,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

隆庆初,蓟门多警,给事中请召大猷、继光。谭纶上疏朝廷“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俞大猷也很想去边防,他曾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但两广总督张瀚极力留俞在粤灭闽广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岂敢以此岭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将,以妨大计?但此时诸路将士,既已倾心服其指挥,海洋桀骜亦皆惮威,屡乞招抚。……诚不可遽令其去也。……一时将领,信无能出其右者。”后部议独用继光。俞大猷终于没去成,失去了一次机会,成就了戚继光的蓟门功勋。

万历三年(1575年),年过古稀的俞大猷边关之志并不随岁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动上书时任兵部尚书的谭纶:“某平生志大征(胡),而见用江南,乖违本素。……公许我大受,今其时也。”经得谭纶上疏,得以在后军都督府佥事任上,提调京营兵车。友人李杜劝其退休,大猷则慷慨言道:“冲岁夷(胡)时肆凭陵,平生志在西北边,老当益壮,毙而后已!”

三年后大猷在与李杜书中道:“战车教成一军,共六万人,京营改观矣。三相公及诸老俱亲阅视,咸谓:‘奠社稷,威夷狄之法,无出乎此。’仆平生志行矣,明年决图归计。”大猷三疏乞归,以老致仕,临走还多次写信给戚继光“……苍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远人之忧。”拳拳之心,可见一斑。归家未几竟即病逝。《明史》谓之:“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实为公允。

俞大猷长于水战,常在水上歼灭敌人,戚继光精于陆战,惯在陆路追剿对手;俞“老成持重,功收万全”,戚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金山卫因人少受挫,却屡受掣肘,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戚继光则经乎百战,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几乎未闻败绩,故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从当时看,戚百战百胜,屡摧大寇,是为功高,从后世看,俞首倡水战,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发明楼船,被誉为“中国海军创始人”,影响更为深远。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他又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

二、军事思想

(一)治军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窃冒昧揣测,大猷治军“为将廉,驭下有恩。”或者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俞“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权,复从受其业。”俞学的是《易》,是正宗闽学。蔡清者“尽心正学,蔚为一代儒者之宗。”王慎中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而赵本学乃赵太祖第十八代嫡孙,不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传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闭门六十年,考编的《韬钤内外篇》不传于子,而赠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用于战争,他持重用兵,深谋远虑,功收万全,谋划长治久安之策,用于治军自然重节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训练。“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他也明赏罚,认为赏罚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赏在先,罚在后”,“苟不知各兵劳苦,全无鼓舞之恩,惟以威驱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

平海卫之战时,俞大猷先到平海,当时平海地区山无竹木,军队没有粮食供给,俞大猷不得已让军队拆毁民房建营垒,命令军队到野外采麦子充饥。兴化有人埋怨他,他痛苦地说:“吾为将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种孽于父母之邦耶!”平海大捷四五个小时就结束战斗,俞大猷顶住压力,计定后战,运筹帷幄是立下了大功的。就算所受的封赏不仅不及首功戚继光,可连刘显都比他多得多,福建总兵的官职还被戚所取代,就说不过去了。除了有人指责他怯懦以外,或者就有这一原因。说起来,俞大猷真是“比窦娥还冤”,他一生以扫除倭患为己任,驰骋沙场,何来“怯懦”一说,而且兴化府城陷落,倭寇在城内烧杀抢掠,尽洗而去,兴化早已十室九空,包围倭寇的俞、刘两军一万多人与敌相当,不吃饭怎么挨到三个月后戚继光大军到日?与民争食,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件事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俞大猷军纪之严。

而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不求安饱,笃志读书”,“日孜慕古,博极群书”。其尤爱《孙子兵法》,治军也颇有孙武之风。孙武训练军队非常严厉,丝毫不肯马虎,为吴王训练女兵,斩杀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连吴王向他求情也不买账。戚继光则“号令严,赏罚信”既注重结营布阵,也注重锻炼筋骨,更重视训练士兵们的纪律观念。他接受孙武、司马穰苴等古代军事家以诛杀立威的思想,以严酷的手段对待违犯军纪者,轻者处以体罚,重者割耳甚至斩首。据说,他的儿子戚印就因为违犯他的命令而被他毫不留情地斩首了。闽剧中就有《戚继光斩子》一折。

戚继光的五个儿子中,戚安国早死,长子戚祚国袭祖职任指挥佥事,另外三子戚昌国官至都督同知、戚报国、戚兴国后来也得到了一官半职。此传闻应不确,因汪道昆《孟诸戚公墓志铭》中载:戚继光原配王氏蛮横而嚣张,曾因戚继光阴纳三姬、举五子之事,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后来虽冰释前嫌,过继安国为子,可惜安国早夭,到头来还是“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与戚继光弄到一拍两散的地步。民间或者将孙武故事,继光家事等杂糅杜撰而成的吧。

但《明史》中确切记载着戚继光治军的一则轶事。“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

铁的纪律,训练出了铁的军队。这正是戚继光“飙发电举,屡摧大寇”的资本。早年在浙江与倭寇展开大战,九战九捷,直至将浙江一带的倭寇完全平定。在蓟门屡败入侵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宴然。卓越的战绩,顿时令朝野上下对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刮目相看。

(二)练兵

嘉靖初,倭患猖獗时,有一次,一支六十七人的倭寇队伍从杭州附近登陆,先后蹂躏淳安、歙县、绩溪、泾县、南陵、芜湖、当涂、南京、溧水、溧阳、武进、无锡等十余城,流窜数千里,杀死杀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其中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几乎到了所向披靡的地步,诚为咄咄怪事。因此戚俞练兵都重练胆。

俞大猷首倡“练胆”,他认为:“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戚继光也提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二者略有不同,一个是从练技艺入手,另一个则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的问题。戚继光阐述更为深刻。

(三)军备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但是,戚继光却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以中国幅员之大,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戚继光的军备思想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从二人的军事思想来看,俞大猷的政治素质和战略头脑更胜一筹,谭纶所以说大猷“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原因即在此,而戚继光以练兵著闻于世,更重实效。

问题在于,人们在评论军事将领时,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战,冲锋陷阵,而比较忽视战前的运筹帷幄,后勤补给,战后的安抚教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继光相比就有点吃亏了。这种情况,有点像后人评论汉初“三杰”,首先钦佩的是韩信,其次才是张良、萧何。

三、著述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所著《正气堂集》是集军事、哲学、文化、武术训练、兵器发明于一体的传世之作,其《剑经》堪称中华武术第一部经典,《兵法发微》阐述圣人治兵奇正之术,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科学遗产。

俞大猷的成就不可谓不高,然其著述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戚继光。

《明史·戚继光传》说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谈兵者遵用焉”。这两部兵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

秦汉以降,虽说战争愈演愈烈,谈兵者无世无之,但令人耳目一新的军事著作寥若晨星。明代涌现出的军事书籍不少,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书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重视,成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军事著作。

《纪效新书》十八卷,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军事训练的兵书,是戚继光训练“戚家军”成功经验的总结之作。

在该书中,戚继光对怎样选兵、怎样编伍、怎样训练、怎样号令、怎样考核、怎样行军、怎样扎营、怎样作战等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对各种武器的制造、使用情况也作了详细说明。

完成平倭使命之后,戚继光被调到北方主持蓟辽三镇练兵事宜。在此期间,戚继光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练兵实纪》。

与《纪效新书》一样,《练兵实纪》也是论述军事训练的兵书。但《练兵实纪》侧重于论述部队在北方作战的特点与经验,如骑兵的训练与作战问题,战车的制造与使用问题,车、骑、步三军的编成、武器装备以及协同作战问题等等。在书中,戚继光还谈到了“练将”、“练胆”、“练伍法”、“练耳目”等比较新颖的观点,这些都给后来的将领以深刻启示。

《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相继问世后,曾多次出版,现存明代版本就有十几种,翻印册数更是难以计算。在万历年间,戚继光的兵书即已流传到了朝鲜。清初,朝鲜和日本都曾出版过《纪效新书》。《四库全书》“兵家类”只收录历代著名兵书二十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均被收录,亦可见后人对其军事著作的重视。

后世名将,如李如松、熊廷弼、曾国藩、李秀成等,均仔细研读过戚继光的著作,无论练兵还是指挥作战,他们都深受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教给士兵的技艺就是他的武术,载于他所著的“武林秘籍”——《剑经》中。戚继光称赞《剑经》:“千古奇秘尽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所使用的技艺就是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收录了《剑经》的全文。俞大猷的《剑经》借《纪效新书》和其他的一些兵书收录本,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影响十分深远。

此外,戚继光在万历十年(1582年)还曾将自己的诗文结集,取名《止止堂集》。出自《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意思是在空室宁静中得到吉祥如意的感受。

《止止堂集》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横槊稿》三卷,一是《愚愚稿》二卷。《横槊稿》一名缘自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这一部分是戚继光戎马生涯中写下的诗文汇集;《愚愚稿》则表明这部分作品愚蠢笨拙,是他自谦自抑的说法。《愚愚稿》收录的《武经七书摘题》、《策问》、《大学经解》则是戚继光学习前人的兵学著作以及儒家学说的体会文章。有人曾评价戚继光 “把儒家思想揉进军事思想当中,从而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戚继光的文学修养很高,十余岁时诗词已写得相当好。如他的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即是他少年时的作品。其诗作在当时很有名气。《列朝诗集》评论说:“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柳亭诗话》云:“戚少保南塘,武功将略,垂诸史册。而偶为吟咏,亦超放自如,有郑都官、罗江东笔致。”如其《登盘山绝顶》: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村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

都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

戚继光的一些咏物抒情的小诗,写得也很有情趣。如《江楼》:

半溪晴日衔疏柳,无数秋山入小楼。谁伴主人一潇洒,滩边钓石石边鸥。

《行边述》:

花事蹉跎候雁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蓟门桃李应何限,岁岁不知春去来。

《马上作》:

南北驰驱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俞大猷也是著名儒将、诗人,他一生苦练武术勤写诗,自说“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质朴浑雄,以爱国咏武为多,叙写自己习武从戎,疆场征战,勉励战友。

《舟师》是其“爱国咏武诗”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佳篇。诗曰: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

描写夕阳西下时一场与倭寇在海上的殊死决战情景,场面至为激烈。全篇是七律诗,对仗工整,情景交融,声色并茂,气势豪雄,语言铿锵,是幅壮丽的海战画卷。

俞大猷还善于写物:

《咏牡丹》:

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

晚年,俞大猷为厦门五老峰题写四首“七绝”,其一曰: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

在我省厦门市开元区万寿岩北侧摩崖上有一俞戚诗壁。该石刻面朝西,上书七言律诗三首,无标题、年款及署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万寿寺住持普荫所撰《万寿岩记》摩崖石刻称“倭寇之时,俞都督讳大猷、戚参将讳继功曾到此,有诗留题,勒之于石壁之上”。

第一首诗云:

万丈峰峦耸目前,不须雕巧出天然。空涵石瓦生春色,炉热旃檀起瑞烟。

自信明时无隐逸,还疑僻处有神仙。公余正好谈玄妙,又统三军过海边。

第二首诗云:

幽岩屹立梵宫前,片石呈奇瓦俨然。峭壁罅虚寒漏月,博山香热暖生烟。

高僧煮茗能留客,樵子观棋每遇仙。说罢禅机登绝顶,恍疑身在五云边。

第三首诗云:

禅宫俯瞰乱峰前,片瓦重重势俨然。松落石檐寒带雨,云飞山户晓生烟。

人夸竺国三行千界,我爱蓬莱第一仙。幸喜封疆无事日,楼船同渡海南边。

相传,第一首为戚继光诗作,第二首是俞和戚诗原韵写的。

将戚、俞二人诗作《登盘山绝顶》和《舟师》,《江楼》、《行边述》与《咏牡丹》、《厦门五老峰题诗》相比较,俞诗更厚重,文采斐然,戚诗则平实淡然。难怪时人评戚继光文独不如俞大猷,在当朝武将中已无人能及。然戚文名更盛于俞,盖戚能结交文士。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的徐渭很欣赏戚继光。徐渭时任胡宗宪的秘书、军师。戚继光28岁任宁、绍、台参将一职,就有徐渭的的功劳。1561年徐渭为胡宗宪台州大捷上表朝廷说:“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余。”戚继光因此升任都指挥使。当时的大文豪王世贞也是戚继光好友,王两次为戚书作序。一些诗歌选本多有选录戚继光的诗篇。所以后人多只闻戚诗。

四、武功

俞大猷五岁读书,十五岁中文秀才,29岁因父亲死,家境困难,投笔从戎,继承祖职百户。他用心学习骑射之术,从李良钦学荆楚长剑,赵本学又把家传太祖拳授予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参加武科的乡试以箭射及《安国全军之道》得第五名,中进士。他的剑术、射术、拳术可谓天下无敌。他敢于单骑简从深入敌境,靠的就是他过人的武艺。

俞大猷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中,丰富了遗留在福建的少林拳,现称南拳,突显与少林拳之差异。他传下荆楚长剑、杨家枪混合而成之俞家棍法。

尤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棍法回传嵩山少林之事。嘉靖四十年,他造访少林寺,发现少林棍术“已失古人真诀”,“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俞大猷南征学习棍术。二僧随大猷南行,“出入营阵之间”三年艺成,二僧请归,“以所授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少林武术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俞大猷功不可没。至今嵩山少林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郑州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专程访问俞大猷故乡泉州河市,并于俞大猷公园内立碑。

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为人正直、治军严明,精通武略。戚继光自幼从父亲习武,有着一身非常扎实的功夫,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盾牌之技艺,无所不精。

戚继光更重视拳法。他并不满足于继承家传,而是吸取各家精华,融合了各派招法,曾为改进一拳法,特地走一百多里的山路到深山中拜一高僧为师。后来,戚继光创造了一套完整实用的 “戚家拳”。据史载,他练拳时“身法便,手法利,脚法轻,腿法腾”,达到了“势势相承、微妙莫测”的高超境界。

戚继光对枪法和棍法也颇有研究。他的枪法是祖传的,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枪手。但戚继光并未满足,仍力求在枪法上有新的突破。他求教名家唐顺之,还向俞大猷学习棍法。

戚继光精通中国武术,且不排斥域外搏击术。在与倭寇的屡屡交手中,他发现倭寇使用的倭刀,颇具实战价值。一次,他偶然获得了一本《日本古刀谱》,“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

另外,为破日本的长刀,戚继光将民间一种晒衣用的“竹杈”,用作兵器,专破日本长刀。后来戚家军广泛采用此法,大破倭刀,取得重大胜利。

戚继光的武学研究,丰富了武术的内容,使战争年代的格斗搏击之术和平时的健身强体之术融为一体,并得到发展。

有趣的是,一次军营举行比赛,最后由戚继光同俞大猷比试棍法。棍法是俞大猷的强项。出乎意料,戚继光竟胜了老师俞大猷。可见,戚俞二人武功,戚在俞上,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东方不败”。这应该得益于深厚的家学渊源,及博采众长、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

五、操行

人们一般都认为戚继光的品德是高尚的。然《明史》中说戚与俞 “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的“操行”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

首先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之事。戚继光的朋友、文学家王世贞后来写了篇《张公居正传》,说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送给张居正,以至张首辅纵欲过度而得病。王世贞甚至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这么说来,连张居正得的痔疮也成了他好色纵欲的结果了。说戚继光经常不惜千金买美女,送海狗肾让张居正享用,史乏佐证。王世贞与张居正有矛盾,当然有在张死后,无中生有地贬损张居正以泄私愤,与张、戚划清界线的可能。

姑且不提千金姬、海狗肾,翻翻张居正自己的书牍,也白纸黑字写着戚继光送礼的记录:一次,戚继光派弟弟到北京给张居正送礼,张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点,其余又让带了回去。可见礼品之贵重。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派了一整队鸟铳手作为仪仗是世人共睹的;临行前,张居正特意安排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而且,“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首辅张先生家的大门永远对戚继光敞开,夜再深,也没有一个护卫敢阻拦传送书函的边关骑士。这足以说明,戚继光与首辅张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于是就有人推测,这是戚继光经常给张居正送礼的结果。

戚继光家教极严,其父戚景通为官严正清廉,从不奉承权贵,甚至有次因拒绝遵循官场陋规送点小礼而丢了官。可以想象,以孝闻名的戚继光在采购礼品时心情的痛苦。

但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未必那么势利。明末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曾说:“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张居正在书信中也说:“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非戚继光刻意去依附张居正。张居正为何独独如此厚待于他呢?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也同样“但愿海波平”。谁也不能否认张居正对于天下大治的殷切愿望。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是出于对知己或者说是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无可厚非。

张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戚继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伟之士,所以他们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无论是戚附张,还是张重戚,在世人眼里,戚继光此举终是有亏!

其次,在于征倭取富贵。要给长官送礼,钱从哪里来?据说,戚继光从蓟州离任时连帐本都不见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时时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礼盒的大帅,回乡后居然穷得连给自己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

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云:“(戚继光)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唯集书数千卷而已。”戚继光他生性豪爽,如有朋友在金钱方面遇到困难,往往慷慨解囊。他还曾在军中阴纳三姬、举五子,这都决定了他不可能攒下多少钱财。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戚继光一贫如洗。明朝的官俸虽低,但戚继光从戎四十多年,身为边关重将,不会一点积蓄也没有。否则,他哪来的钱修葺蓬莱阁、建筑家祠?家祠建成后,戚继光了却自己一桩心事,自以为他这一生,应该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但这时,其财务状况也已捉襟见肘,生计陷入窘境。

由于长期操劳,在军中他就染上了肺病。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钱买药的戚继光突然病发逝世。估计死于肺结核,那个时代这种病还是绝症。

最后,还有谋反案。张居正的死,无论是对当时的政局,还是对戚继光本人,都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件。《明史》载:“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是因为张公想有所作为,必然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被张居正驱逐出朝的前首辅高拱临死前曾写了本《病榻遗言》,里面说,发生在万历元年的“王大臣案”,是张居正为了陷害他而设下的阴谋,而那个王大臣,乃戚继光的部下。

王大臣到底是不是戚继光的部下,当时便没人能说清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好固然是事实,但说戚继光有助张居正谋反之意,却也难以服众。万历皇帝恐怕也不相信戚继光有“助逆”行为,但戚继光在北京北部统帅数万雄兵,即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的能力。因此,给事中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弹劾戚继光。

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某一天,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皇帝,请求重新起用戚继光。万历觉得,让戚继光回乡终老余年,已是格外开恩了,傅光宅竟跳出来与他唱反调,颇为生气,竟给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

一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到头来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政府视为寇仇,这既是戚继光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朝廷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老百姓对戚继光的怀念。

民众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纪念戚继光的民间文学、民间戏剧、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武术等,更是丰富多彩。此外,民间还流传有相当数量的民谣、儿歌。戚继光在民间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纪念形式之多,真令人叹为观止!

戚继光去世两年后,在民间纪念戚继光的声势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皇帝恩准恤典,万历这才同意下诏祭奠戚继光,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谥号“武毅”。比俞大猷“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同知赠左都督” 谥号“武襄”规格高多了。连于谦都不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而已。

祭文曰:“惟尔夙谙韬钤,载扬斧钺,崎岖经乎百战,名重三朝;智略迈于万人,勋垂奕世。南海歼倭,筑鲸鲵于京观;北门防虏,壮虎豹于燕关。报主怀裹革之忠,驭下多挟纩之惠,予方推毂,尔适乞体,胡遽沦亡,可胜痛悼,特优宠恤,爰报武功,灵爽若存,洪休攸服。”

祭文倒是对戚继光评价极高,但在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才颁布朝廷的祭文,本身便很说明朝廷对戚继光的态度。如此说来,祭文中说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

三件公案最后只有送礼一事坐实,给权臣送礼,有时是不得不为,俞大猷“为将廉”,被逮后,不是也只得倾尽家财,进京疏通关系?好友陆炳为此还自掏千金,一大早送到严嵩府上。何况,张居正待戚继光如此优厚。

俞大猷纪念馆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排挤,不受重用,晚境凄凉,毕竟时间短,比起俞大猷,戚继光算是最幸运的了。俞大猷没有戚继光那样好运气,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仕途坎坷,处处遭掣肘,经常有功无赏,屡遭打击陷害。本传中多处记载他“失事停俸”、“坐戴罪办贼”、“夺世荫”、“再夺世荫”、。“逮系诏狱”等处分。粗略计算,他一生曾受七次屈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可贵的是,大猷忍辱负重,受挫不气馁,光明磊落,“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故得以致仕,完节归家、衣锦还乡。 其他抗倭者多不得善终,如:朱纨自杀,张经被杀,戚继光罢归,卢镗免归,邓城、汤克宽战死。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也很简单,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武将的战功因被冒领而一笔带过是常见的事,反过来,如果战事失利,文官则可以用很具体的理由把责任推到武将身上。武将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劳也容易,只要投靠某个大员,成为其党獠或至少与其同利即可,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明史》曾评价:“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争则名高。”

可惜俞大猷为人正直,“以古贤豪自期”,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且坚持原则,不如戚继光圆滑变通,遭到嫉恨和排挤在所难免,功劳被抹杀还是小事,有权势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怀抱,更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俞大猷曾经多次被问罪,只不过战事紧急,实在需要如他这样的将才,才免于牢狱之苦,甚至杀头的横祸,一次次重新出山为那些战败将领收拾残局,“戴罪立功”。

俞大猷本人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对待呢?虽未必只是“白云影里笑一声”,也曾在《重建诸葛亭记》中对诸葛亮的同情中表露奇节忠君抱负不得实现的郁郁之情;在龙海木棉庵碑刻 “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大字,为武举人郑虎臣处死误国权奸贾似道这一大快人心事,立碑以纪,并在碑前立木棉亭,一定程度表现了他个人情感。但他确实没有因个人遭遇而放弃报国之志,《明史》认为“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又赞其“忠诚许国,老而弥笃”。俞大猷在广东时,“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俞大猷用兵,往往谋动而后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战绩,炒作功劳为目的,这点是戚继光等所不及的。在广西时,俞大猷“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平海南时,俞大猷“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在广东,俞大猷破敌之后,曾“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以当时论,“严打”才是朝廷的要求,战功以斩馘计,往往一人造反,四邻受累。武将更以炫耀夸大战绩炒作自己,甚至有滥杀良民冒领战功的。俞大猷这样的作为并不被欣赏,倒有可能成为罪证,非有不计名利得失,不顾自身荣辱的大胸怀者不能为也。他说:“宁人负我,勿我负人。我有大过失于人,终身以为歉,人有过失于我,事过即忘之。”他也是这么做的,陈伍山以“小校安得上书”故,将他杖击、夺去官职。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次打击。他笑着说:“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后来在松江见到陈伍山,仍以师礼相待,说:“使当时不有陈伍山,吾且株守金门矣。”胡宗宪阴纵倭寇到福建祸害,却委过于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夺世荫,逮捕诏狱,几乎问成死罪。这是俞大猷平生所受的最大打击,他说:“结发修身,白首无违,一发不中,百发尽失哉。”他上疏时却没有说胡一句坏话,只是请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许将功赎过。连胡宗宪自己都不好意思,深感后悔,写信给严世蕃,请求准俞大猷北边立功。俞大猷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完人。

再看戚继光。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他给谭纶写信说,朝中有人指责戚继光“求望太过,志意太侈”,给他十万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最终,戚继光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一下子拿出十万大军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字,委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他们对戚继光是否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如果让戚继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万精兵,对朝廷的威胁恐怕也不亚于鞑靼的大军入侵。

本来,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职权仅在谭纶之下。仅过一年,朝廷突然将蓟镇总兵郭琥调走,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这样,戚继光与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已无法节制他们了。

为此,戚继光曾有一段时间愤愤不平,他在《练兵条议疏》中说:“臣又窃惟边事本有可为之势,但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原因是“蓟镇切近京都,法令久驰,弊痼既深,更张未易,流言混淆,朝议纷拿,故应区处振饬者,畏众议而逡巡龃龉,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顾忌,实难展布,易起嫌疑。”

故《明史》论: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明史》还指出:戚继光塞上功高“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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