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
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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