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所说的“满洲事变”，就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
关于“九一八事变”因何爆发，中日双方历史学者的认识分歧明显：中国学者多认为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只是等待合适时机;不少日本学者却视其为偶发事件，是关东军不听指挥、独断专行的结果。
要说当年的日本军政高层在这场事变爆发前夕一点不知情，那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动者，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石原莞尔。他们计划要在1931年9月底在满洲(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称谓)“搞事”的消息，在日本军政高层圈内不胫而走。
9月15日，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得知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搬运粮草弹药，马上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急了，亲自跑到陆军省对陆军大臣南次郎表示抗议，南次郎则很无辜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回事。恰好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要视察关东军，南次郎便嘱咐他出差时帮忙过问一下传闻是真是假。
9月17日晚，建川美次坐火车抵达奉天，板垣征四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接风宴上把建川美次灌了个烂醉。第二天夜里10时许，就派人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一小段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人，史称“柳条湖事件”。随后关东军突袭东北军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很明显，野心不断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要全面侵略中国，必先控制东北三省，要控制东北三省，必先找到借口，挑起战端。但从事变发生后那几天日本军政高层的种种反应来分析，他们内部对此并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足够的准备。
事变爆发后不到10小时，即9月19日早上7点，日本陆军中央开会，会上几乎没人主动发言表态，只有时任军务局长的好战派小矶国昭提议，要让驻朝鲜日军增援东北。其他与会者不反对，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但陆军方面没有派人通知内阁。到10点钟，日本政府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首相若礼次郎亲自拍板：事变不能扩大化。
下午1点，内阁将决议上奏昭和天皇裕仁(明仁的父亲)时，若礼次郎还特别强调：如果军队活动范围要扩大，必须得到内阁许可。
一小时后，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等陆军三巨头开会，再次表示支持“不扩大”政策。但到了第二天，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和教育本部长荒木贞夫三位“二把手”，却齐齐反对顶头上司的意见。
局面一时变得相当诡异：一方面要越境增援、扩大出兵，驻朝鲜军马上要坐火车出发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奉天的关东军，也急不及待打算直扑吉林;另一方面南次郎直接指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不扩大”事态，本庄繁则传令部属暂时按兵不动。
2015年元旦，日本明仁天皇发布新年致辞，其中一段话耐人寻味：
“今年正值二战结束70周年。那场战争中很多人去世了。在各战场上去世的人们，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与以东京为主的各城市的轰炸中去世的人们都实为众多。值此机会，充分学习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这场战争的历史，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以往明仁天皇的新年致辞，很少直接触及战争历史话题，但今年恰逢特殊的周年纪念，话题虽然敏感，却似乎又无法回避。那他重提“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那段历史，又有何深意呢？
“满洲事变” 引发内讧
1934年，由母亲香淳皇后抱着的明仁亲王。天真童稚的他当然无从明白政情险恶与世事动荡，只有在日后的岁月里，才能慢慢品尝到军国主义给别的国家乃至日本自身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政党相争军人得利
陆军内部乱了，日本内阁也乱了。
9月21日早上10点，内阁再次开会，战与不战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若礼次郎希望能讨论出一个折中方案。但下午3点，前方传来消息：未经内阁同意，驻朝鲜军已擅自出兵东北了。
日本军法明文规定：不经天皇批准而向境外出兵是重罪，指挥官可判死刑。这下子军部首脑也慌了神，如果真按军法处置，主战派军官丢了脑袋，军部自身的权威和颜面何在？于是，军部直接向天皇申请：出兵。
天皇裕仁也不傻，不会主动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反而谕令政府继续执行“不扩大”政策。到了9月22日下午，内阁三度开会，这一次若礼次郎松了口，允许军部增兵中国东北。
若礼次郎不是坚持“不扩大”吗？怎么突然就服软了呢？
说穿了，他是担心如果在“满洲事变”上与军部彻底闹僵，陆军大臣南次郎很可能被迫辞职，陆军方面再一闹腾，他所领导的民政党本届内阁内阁将面临崩盘。
所谓为国出力，在政党时代，都是为党效力。当年日本有个说法，叫做“宪政常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权应掌握在议会第一大党手中，二是第一大党无力执掌政权时，便移交给第二大党。看上去顺理成章，但隐含着一个重大“玄机”：不管选举能不能赢，只要看准时机设法把竞争对手拉下马，就能轮流坐庄！
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各政党之间经常互揭老底，互曝丑闻，广大老百姓本来对政党政治还抱有些希望，结果一看，得，狗咬狗一嘴毛，谁也不支持了。
那支持谁呢？军部呗。
早在“满洲事变”四年多前，即1927年3月，议会第二大党政友会首脑、有军人背景的田中义一，与掌管政令审批权的枢密院合伙搞阴谋，否决了第一大党民政党(前身为宪政会)首脑、首相若礼次郎的一道重要金融命令。若礼次郎一气之下辞职，田中义一顺利上位。
田中义一背后有日本全国退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的大量选票支持，自然积极主张对华扩张，以强硬姿态面对欧美。1927年六七月间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政策，在日本外相官邸召开)上，兼任外相的田中义一公然表示，为维护日本在东北与山东权益，要“决心”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诘责。第二年初春，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占领徐州，逼近山东，日本关东军旋即出兵济南，到5月初酿成了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6月份，关东军密谋在奉天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埋下炸弹，炸死“东北王”张作霖，惊动英美舆论和政界，连深宫中的裕仁也不得不指令田中义一彻查此事。
田中义一放出的好战之虎，最终咬伤了自己。关东军不给他面子，不配合调查，只草草写了份报告，说查不到谁是案犯。田中义一两头受气，想把两次事件的责任都推给关东军驻当地的司令官，却受到日本朝野更强烈的批判。最终裕仁震怒，勒令田中义一辞职回家。
田中义一走人，若礼次郎再次上岗。但尝到甜头的关东军激进派军官们意识到：我们不管怎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只要做了对大日本帝国扩张势力有好处的事，就不会受到真正的追究。
当“皇姑屯事件”主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卸任之后，继任者板垣征四郎的胆子自然更大了。于是，就有了后来他一手导演的“满洲事变”。
以史为鉴何去何从
2012年年底，偏向保守及民族主义的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执政权，安倍晋三以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第二次组阁。自那以来，他先是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再通过“秘密保护法案”，目标直指修改和平宪法，引起中、韩等邻国不安，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也对此密切关注。他的所作所为，不难让人联想到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好战派田中义一的影子。
而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年底，那时候“满洲事变”爆发还不到30个月。如今已是八旬老者的他曾公开表示：“作为在战争中长大的人，对之前的世界大战有强烈的感受。”
尽管天皇在日本只是“虚君”，却依然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败战七十年之际，明仁天皇重提“满洲事变”，敦促国民“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是否也有某种特殊寄托，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日本今后国内国际政治政策走势的风向标，我们或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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