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后自述变节的问题，这个话题在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很久了，一直是各执一说、互论短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认李秀成没有出现陈玉成、洪仁玕那样的大义凛然、不屈而死的场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凭借一个不屈而死来看作是英勇的唯一佐证。
可是，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对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气节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否则，临危苟难岂不和政客无异？说到自述，李秀成洋洋万言除了对天国失误的总结和自己经历的忏悔以外，就是对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谈收齐章程的要点。如果说这是一个韬晦的话，那么，什么是韬晦？韬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为天平天国最高宗教领袖和号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为主体，后来新捻军首领赖文光不就是以恢复天国为口号的吗？然而，今昔异势，老天王已经不在了，而洪天贵福下落不明，单独的恢复天国已经是基本是画饼。于是，就出来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维的假说，好吧，我们就试着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三国姜维之于钟会的韬晦策略的演习，钟会为什么会和姜维结成政治同盟？因为钟会没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维是西蜀的人望，曹魏灭亡蜀汉，不存在比较大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围很宽。然而，曾国藩呢？曾国藩确实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说过：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假如他易帜于南京，他可能会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抚他的旧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曾国藩始终不报恶感，可见曾李在使用降将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这个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暂时得全，但想成为曾国藩的政治同盟者岂可得乎？曾国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他们就算是与满清为敌，也不会同他们心目中的反贼化友的。何况，太平天国在那时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还有其他的好感吗？曾国藩会大张旗鼓的利用李秀成为他壮大声势吗？那么他是想壮大力量还是想涣散队伍呢？改朝换代的君王，宁不虑此？说的通俗一点，李秀成虽然有利用价值，但是没有一点政治价值！这就是他不可能成为姜维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还有一个军心问题。司马昭为什么看透钟会无能为也？因为他知道大战之后，人心思归的道理。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众达十万人之多，是满清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领兵就是满洲贵州统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这支部队在南京烧杀之后已经不再是百战之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如果曾国藩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去平定内乱也许还有一点强弩之末，但是要作为动乱的本钱，可能就是走向灭亡的开始。古往今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熟读南北朝历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亲信谢晦在反叛时面对他旌旗招展、精锐无比的荆州军说出了这番话：恨只恨不是勤王之师啊。假如曾国藩造反，他在石头城上的感一定不会比这位先辈更离奇。
此外我们经常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这是不必否认的，曾国藩意欲独步天下的野心是从来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形势的对比，曾国藩适时虽然门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抚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还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假如曾国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第一批讨逆的先锋中一定有李鸿章的身影，因为就是避免连坐也是要来的，一旦形势变化不利于曾国藩的话，第一个杀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当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当初，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回忆，彭玉麟把类似劝进的书信转交给曾国藩之时，曾国藩将它活吞，说：雪琴如此试我，其心可诛。后面四个字自然是虚妄的。此段是李鸿章说给刘铭传的，想来应该可靠。以曹操那样的条件都拒绝行非常之事，曾国藩是大傻子吗？曾国藩的条件比曹操、朱元璋还要好吗？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边有荀彧、徐达吗？曾国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龄去做刘秀三十岁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可能吗？至于说到保存书稿我以为作为历史的另类见证的涵义可能比关门做皇帝的意淫心理来得实际吧。
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视觉，历史著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此加以论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事实加以避重就轻，无可厚非。随后的政治家以本人本党的政治理念加以评价，就颇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国后期的立柱，但面临天国危机，曾力谏天王，望弃守天京，转战江西，以图东山再起。但大势已去，天国腐败弊政积重难返，天朝的治国思想拜上帝教只不过是煽动群众的美好理想，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认同自己的天国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百姓士兵着想，减少无辜伤亡。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仍选择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殉国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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