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对沈葆桢来说,可谓喜忧参半。斯年,他和老师林昌彝同榜中举,和表妹林普晴喜结连理;同样在斯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舅舅林则徐被革职查办,泱泱中华从此进入半殖民地时代。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孰轻孰重,年轻的沈葆桢心中是有一杆秤的。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特殊遭际,使得这位晚清的一代名臣,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烙印。
咸丰六年,沈葆桢出任广信(今上饶)知府。八月,石达开麾下将领杨辅清率众万余进入江西,连克数城,对广信形成合围之势。当时,沈葆桢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城里的400守军也逃得不见踪影,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沈夫人林普晴等。
危急关头,林普晴发威了,你欺负我老公不在家呀!要你好看。她一边鼓舞百姓守城,一边火速派人向父亲以前的旧部、浙江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广信,不久援兵也至,他们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得杨辅清晕头转向,灰溜溜地率领残部撤退了。经此一役,沈葆桢名扬天下。杨辅清打不赢沈葆桢,石达开亲自来又怎样呢?
次年三月,石达开果然兵临广信城下。高手过招,所谓两强相遇勇者胜,沈葆桢凭的正是硬骨头精神,他和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数日,石达开终于认输,转身去了浙江。
与大多数谈洋色变的清政府官员不同的是,沈葆桢维护中华道统及国家主权的意识非常坚定。同治元年,他出任江西巡抚,曾遇到一桩教案,当地民众与法国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已然白热化,教会的店铺和房屋不断被捣毁。沈葆桢得知此事后高兴地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迫于朝廷压力,他妥善解决了此案,将赔偿金从七万压到一万七,拒绝道歉,并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间,他提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主权观。在自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前,法国监工达士博和法国领事巴士栋百般要挟让法国人来引港,但沈葆桢皆不为所折。他说:“引港是中国政府的主权,这个权不能让给外国政府。”由于他的坚持,才保住马尾的“港口权”。在他心中,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制夷,才是终极目的。
沈葆桢在抵御日本侵略台湾时深感“民心可用”,内忧不足虑,上奏说:“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那么,东洋人再怎么居心叵测,我们也不怕,亦可使“全台屹若长城”。
沈葆桢能够快速地被提拔,曾国藩的举荐是主要原因。那么,对于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他是如何报答的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忘了。
从同治元年五月开始围攻天京,到同治三年七月城破,历时两年多,朝廷没花一两银子,军饷都来自江南数省的协饷。那一时期,曾国藩的权力大得没边了,江、浙、赣、皖等省的财政收入全部归他调用,但是,他从江西却从来没拿到一分钱,为什么?沈葆桢就是不给,留着自己办团练、恢复民生。
九江道台筹集三万两银子准备送往前线,沈葆桢知道后立马下令运回南昌,若违令,必撤职。道台左右为难,于是各给一半。沈葆桢不干,逼着这位倒霉蛋儿去曾国藩大营讨回了一万五千两。进了嘴的银子又得吐出来,气得曾国藩手下的参谋将军们纷纷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
沈葆桢仕途三十余年,平乱、保台、造船、建设南洋舰队,官儿做得越来越大,经手的银子也越来越多,晚年几乎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筹款上。但是,他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怎样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惟穷不可耐耳”。这种难以想象的廉洁,在所谓“同治中兴”的几位名臣中,他是唯一,没有第二个。
家里雇不起下人,媳妇儿只好自己下厨房。人家林普晴可是林则徐的女儿,名门闺秀啊!于是,他写信安慰:“我目下无能接济,家中事全仗卿极力扶持。现在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为耻……”后来大儿子说要买个房子住,他又不同意,回信让其“安分些”,并说:“我貂褂霉烂,尚不敢另做,亦无白锋毛外褂,官亲、家人皆以为耻。无论在江西及京中旧债未清,力所不及。”
沈葆桢死后,代理布政使桂嵩庆驰奏朝廷:“殁日,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江苏巡抚吴之炳也奏曰:“奉身清俭,一如寒素……僚属相顾叹息,市井乡曲之民有下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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