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钱玄同特别喜欢给友人取别号、外号，在其日记中也不例外，常常信手写及。这一做法，除了让后世读者颇感幽默之外，有些名号确也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譬如1932年3月3日日记中，提到的“唐僧”。
钱玄同日记中这样写道：“晚访建功，适遇唐僧，他为沪事将电政府，责以不可因要保全实力而不战而和，要我列名，允之。”不难看出，这里提到的“沪事”，应当是指1932年“一二八”事变，而“唐僧”要提请政府奋力抵抗，要联名通电政府请愿，希望钱玄同名列其中，他当即就答应了。而这位“唐僧”究竟是谁？则须得翻阅次日的北平《世界日报》，方才知晓。
原来，1932年3月4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七版“教育界”专版刊发简讯《徐炳昶等呼吁南北同时反攻》，揭晓钱玄同日记中的“唐僧”，乃是徐炳昶(1888-1976)。简讯原文如下：
徐炳昶等呼吁南北同时反攻
昨电国府及二中全会
教育界徐炳昶钱玄同等，以沪战我军变更战略，昨特电国府及二中全会吁请南北同时反攻，原电如左：
洛阳国民政府暨二中全会钧鉴，浏河失防，敌焰凶张，十九路军血战经月，何以任其孤拒，竟尔后援不继，沪渎骸骨遍野，洛阳冠盖缤纷。瞻瞩两地，骇愤交并，今日之事，不容观望，南北应立即反攻，各方仍图保个人实力，即为祖宗社稷国民万世仇敌。政府诸公，其明宣意旨，以示国人。徐炳昶，钱玄同，童德解，吴文潞，王尚济，何士骥，魏建功。
显然，“唐僧”即徐炳昶。此刻，徐邀约钱玄同、魏建功等联名通电，向当时因避战而迁往洛阳的政府当局，要求坚决抵抗日军暴行，奋力支援正在上海孤军血战的十九路军。至于钱玄同为什么要给徐取“唐僧”这样的别号，恐怕就与徐当时经常发起评议时政、联名请战有关。
通览北平《世界日报》，在这则联名通电之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徐炳昶都表现得相当活跃。1931年10月，他就发起组织日本研究社，号召研究中日间一切关系;11月又联名沈尹默教授讲师等三十余人，联名致电当局，要求速组一致对外政府;1932年再联名致电政府及军委会，请查办济南兵工厂令即日复工，并致电韩复榘请扣留该厂厂长等等。曾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共组“西北考察团”的徐炳昶，本是专攻考古研究的著名学者，但他此刻相当关注抗战动态，并四处宣传游说;可能正是基于此，加之他的确又曾“西游”，钱玄同这才戏称其为“唐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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